戈登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过身去，大为吃惊，不仅仅是因为她竟然能说出这种事情，而是因为他最亲近的人对于自己如此地不了解。她很可能这样认为：她丈夫会象戒烟或禁食一样地脱党。归根结底他必须回答她。
“我在替我们的孩子着想，”戈登说，“这就是我要当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因。你想让他怎样长大成人，是让他有象利奥那样的经历，还是让他成为莫斯卡那样的对他的同伙漠不关心的人呢？尽管他表示喜欢我，我却不喜欢他在你面前讲话时的那种神态，他可不管这些。我想让我们的孩子在健康的社会里长大成人，这种社会不会把他推到战争或集中营里。我想让他在文明社会里长大成人，这就是我战斗的目的。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腐败下去。安，你是懂得这点的。”
安站起身来正视着他，不再那样温柔、恳切了。她很现实地对他说，“你不相信任何关于俄国干的坏事，可我相信，而且不少，他们不会使我儿子安全。我对我的国家就象人们对他们兄弟姐妹一样地有信心。你常常说那是一种民主主义的信念，可我不太懂，你难备为你的信仰作出牺牲，可我不被备让我的孩子为了你的信念受到苦难。戈登，假如我认为你死抱着那些信念不放，我不会阻挠你的，可是你应当想到利奥的父亲所遭遇的那些也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感觉到当时他对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要你引以为戒。从更坏处着眼，你会颓废堕落的。你得退出来，你必须退出来。”她那张宽而平的脸上布满着固执的阴云，他明白固执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看咱们是否互相了解一下，”戈登轻缓地说，“你想叫我找一个好的工作，过-个尚好的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而不想让我留在党内并因此陷入危难的境地，对吗？”
她避而不答。戈登接下去说，“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无可指责的。我们俩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都想为我们的孩子作最好的打算，只不过志同道不合而已。你为你的儿子设想的那种安全是暂时性的，你那安全是乞怜于那些统治我们国家的资本家。而我的道却是为永久性的安全而战斗，一种少数统治阶级难以破坏的安全。你看到没有？”
“你得丢弃它，”安固执地说，“。无论如何你要丢弃它。”
“你要是不打算丢弃它——”安停了下来，镇定一下又说，“我就要带着孩子到英国去，不去美国。”
他俩都被安的最后这句话惊呆了，随即，安把声调压低到近乎哭泣的声音说，“我知道你一旦说了话就会算数的。你了解我是相信你的。”自他们俩生活在一起这是戈登第一次对安真正的动了气。因为他知道安的信念有道理，他从来没向她撒谎，从不自食其言，他的新英格兰的良心从夫妻关系上来说，从来都是起作用的，现在她反倒利用他的诚实来圈套他。
“让我们把话说清楚，”戈登若有所思地说，“假如我不答应退党，你将带着儿子去英国，你离开我。”他强制着痛苦和愤怒，仍操着平常的语气说，“假如我答应你，你就和我一道去美国。”安点头默认。他走到椅子前边，坐了下来。又开始沉静而耐心地整理种种问题：他知道安也是说一不二的，而他自己也决不能脱党，他要是因此脱党，他会越来越恨安的，他知道他不能抛弃妻子和孩子，妻子也许能这样，孩子没有可能。
“我答应，”他说。他少里清楚，自己在说谎，安走近他，满脸是慰藉的泪水，跪下俯在戈登的大腿上，他对她深怀怜爱，伺时对自己所干的事又有些恐惧。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当然是再清楚没有的了。一旦踏上故土，要不了多久她就会发觉这一骗局的。一旦她发觉自己受了骗，她想回英国，就再也弄不到这笔路费了。他们俩就会结结实实地捆在一起。他知道，对他俩来说，从现在起他们的生活中将会交织着恨、不信任和轻蔑，这将使他们以后的生活出现争斗。但他无能为力。他抚摸着她又粗又厚的头发，象她那粗壮的农民的身躯一样有诱惑力的头发。他捧起她那张宽而扁平的近似斯拉夫人的脸庞，在她那泪水纵横的脸上亲吻着。
他想一切都无能为力，唯一给她的亲吻对于他也是痛楚的
星光下，毁灭的纽伦堡寂寥无边，仿佛这一切毁灭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或者毁于天然火灾，或者毁于地震，或者是由于多少世纪日晒雨淋的缘故，有一部分变得焦油一样的黑，似乎大地曾经流过血，那结块的熔岩聚成大片荒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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