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希望她能和他一块儿吃早餐，希望她能表白她真的喜欢他，他想有个机会跟她说话，跟她谈他的生活，告诉她能使她对他感兴趣的事，但她往头上别了一个白发夹，又系好运动鞋，站起身来。戴维不知道他因为感情激动而脸变得扭曲，说道：“我什么时候再见到你？”他一说完这话就知道他犯了个错误。
罗斯玛丽已走到了门口，停了下来，“以后这几个星期我要忙得要死，我得去纽约，我回来后给你打电话。”她没有问他的号码。
然后她好象又想起了什么，她拿起电话，给戴维要了一辆回圣莫尼卡的出租车，她对他说：“钱我以后会付的——你有没有给司机小费的钱？”
戴维只管盯着她，看了好长一会儿，她抓起钱包打开说：“你需要多少给小费的钱？”
戴维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他不知道他的脸恶毒、仇恨地扭曲得吓人，他污辱说：“你比我知道价钱。”罗斯玛丽合上钱包走了出去。
他之后再也没听到她的消息。后来有一天，在电影制片厂的院子里他看见她和吉布森。
格伦治以及迪安。豪根从豪根的办公室走出来，他等在靠近豪根的车停的地方，这样他们会和他打招呼，豪根走过来抱了他一下，说他们准备去吃饭，又询问他的工作怎样，吉布森握握他的手，友好、狡黠地朝他笑笑，英俊的脸上洋溢着他惯有的随和幽默，罗斯玛丽看着他，没有一丝笑容，而真正使截维受到伤害的是，她真把他给完全忘了
星期四华盛顿总统的新闻秘书马修。格拉迪斯十分清楚，在以后这二十四小时内，他要做出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眼下他的职责就是要控制新闻界对过去三天里接连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悲惨事件做出的反应，还得向美国人民完整地通报总统将如何处理这些事件，以及让人民来裁决总统的行动。格拉迪斯必须非常小心。
在复活节过后这个礼拜四早上，正值危机中期令人焦灼的时刻，格拉迪斯切断了他和新闻媒介的直接接触，只让他的助手们在白宫新闻发布室召开会议，发布一些谨慎措词的消息和评论，回避记者的提问。
电话铃响个不停，但马修一个也不接，他的秘书们给他接听，甄别电话，毫不客气地打发掉那些纠缠木清的记者和盛气凌人的电视评论员。他的任务是要保护总统。
从他长长的新闻记者的生涯中，马修。格拉迪斯知道，在美国，那些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对当局重要人物的傲慢无礼的攻击，要比哪一种宗教仪式都更受人们崇拜和敬仰，神气十足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大声吆喝陪着笑脸的内阁成员，甚至对总统本人也旁敲侧击，那些想晋升要职的候选人在象凶狠的起诉检察官的记者面前往往备受折磨，在新闻自由的幌子下，报纸上登满了诽谤文章。曾经有一个时期他也是这之中的一份子，而且敬仰这种制度，看到每一个政府官员对新闻人员最终无可避免的仇恨，他就为此感到兴高采烈。但是三年的新闻秘书的经历改变了这一点，象政府里的其他人一样——实际上，象整个历史上统治阶层的所有人一样——他对这种叫做“新闻自由”的所谓最伟大的民主制度越来越感到不信任、越来越怀疑它的价值，新闻界的拿手好戏只有进行人身攻击，他们一伙头顶金光的罪犯，所做的勾当就是抢劫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好名声，登在他们的报纸、杂志上兜售给三亿老百姓。
而今天，他决不能让这帮杂种占到一分便宜。
他回想起过去四天中新闻界给他塞来的所有问题，因为总统中止了与外界的直接联系，马修。格拉迪斯就得担当起他的责任，象星期一的一个头疼的问题是：“为什么劫机者还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总统女儿被绑架同教皇遇刺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谢天谢地，这些问题最终还是由问题本身作了解答，现在已经确定，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劫机者也提出了他们的要求。
格拉迪斯所做的新闻发布都直接由总统本人审查，总统认为，这些事件都是处心积虑地对美国世界性的权威和声望的攻击。接着总统女儿遇害又他妈的出现了这种愚蠢问题：
“总统听到他女儿的死讯时如何反应？”这时候格拉迪斯发了脾气，“你他妈的说他还能觉得怎么样？你这个蠢货。”这样回答那个节目主持人。接着他又听到一个愚蠢的问题：
“这是否勾起了总统对他叔叔们被暗杀的回忆？”那一刻格拉迪斯决定把新闻发布会交给他的助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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