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今年的洛杉矶春意盎然，阳光明媚，可他的脸色仍然和他每天穿的白大褂一样苍白。他应该更经常地到户外活动活动，他告诫自己，他应该从现在开始到室外吃午饭。他当然也打打网球，可那通常是在晚上。
埃利斯边摇头边往回走。“是埃塞尔，她把缝合的伤口撕开了。”
“怎么会呢？”埃塞尔是一只岁数不大的猕猴，她前天接受了脑外科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埃塞尔特别听话，猕猴都很听话。
“我不知道，”埃利斯说，“显然她把一只绑着的手臂松了出来，反正她现在吱吱地叫个不停，骨头从旁边突了出来。”
“她把电线拉出来没有？”
“我不知道。可我现在要过去帮她重新缝起来。这边你能处理吗？”
“我想没问题。”
“同警察打交道没事吧？”埃利斯说，“我想他们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的。”
“是的，我想他们不会。”
“你尽快把本森送到七楼，”埃利斯说，“然后打电话给罗斯。我会尽早过来的。”他看了下手表。“如果她老老实实的话，重新缝一下伤口大概需要四十分钟。”
“祝她好运，”莫里斯说。
埃利斯面露温色走开了。
他走后，急诊病房的那个护士又回来了。“他怎么啦？”她问道。
“有点急躁，”莫里斯说。
“肯定是的，”护士说。她停止说话朝窗外张望。目光迟迟不愿移开。
莫里斯用犀利的目光打量着她。他在医院里度过了不少年头，完全能够识别显示地位的微妙迹象。他开始当实习医生时，根本没有地位。大多数护士比他更了解药理，如果她们烦了，就毫不隐瞒这种情绪。“我看你不是想那样吧，医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了外科住院医生，护士们对他的态度比以前恭敬了。他当上高级住院医生时，已精通业务，工作游刃有余，有几个护士也就亲切地直呼其名。最后，他被调到神经精神病研究室，成了一名年资较低的研究人员，于是拘谨作为一种新的地位标志重新出现了。
但眼前的情景是另一回事：一个护士在他面前流连忘返，因为他具有特殊的重要影响，因为医院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护士望着窗外说道：“他来啦。”
莫里斯起身朝窗外张望。一辆蓝色的押送警车驶到急诊病房前，掉转车头，倒进救护车通道。“好吧，”他说，“通知七楼，告诉他们我们这就上去。”
“好的，医生。”
护士离去。两名救护车护理员打开医院大门。他们对本森的事一无所知，其中一个对莫里斯说：“你等这位吗？”
“是的。”
“急诊病人？”
“不，是直接住院病人。”
两名护理员点点头，望着开车的警官走过来打开押送车的后门。坐在后面的两个警察跳下车，在阳光下眨眨眼睛。这时，本森走下押送车。
像往常一样，莫里斯被他的外表感动了，本森是个温顺的人，矮胖的身体，年纪在三十岁上下。他站在警车前，双手被手铐铐在前面，显得无可奈何。他见到莫里斯后说了声“你好”，便尴尬地把目光移开了。
一个警察问：“是你负责？”
“是的，我是莫里斯医生。”
警察朝医院里边指指。“请带路，医生。”
莫里斯说：“你介意把他的手铐下掉吗？”
本森抬头看了莫里斯一眼，随即又低下了头。
“我们没接到这个指示。”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眼神。“我想这没问题。”
他俩下手铐时，警车司机递给莫里斯一张书写板上的表格：“嫌疑犯转入机构护理（医疗）。”莫里斯签了名。
“还有这里，”司机说。
莫里斯签第二个名时朝本森看了一眼。本森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搓着手腕，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前面。这一本正经的手续，还有填表签名使莫里斯感到他好像是在接受联合包裹传递公司的邮包。
“这下行了，”司机说，“谢谢你，医生。”
莫里斯带领另两个警察和本森走进医院。护理员关上通道门，一个护士推着一把轮椅走了过来，本森坐上轮椅。警察露出了迷惑的神情。
“这是医院的规定，”莫里斯说。
他们一起朝电梯走去。
电梯在大厅停了下来。五六个病人的亲属在等电梯上楼，可看到莫里斯、轮椅里的本森以及两个警察后，他们全都犹豫了。“请你们乘下一趟电梯，”莫里斯语气平静他说。电梯门关上了，他们坐电梯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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