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是又一次，人-反抗-暴力！他擅长挖苦！他挑逗！
卡夫卡的评论说得更加明确：
"K在他的提问中放进一种挑战，因为尽管别人拒绝与他握手，但他却觉得，尤其是监视人起来之后，自己越来越独立于这些人。他跟他们玩儿。打算在他们要走的时候，一直追他们到楼门口，并建议他们把他逮捕。"
这就是个非常巧妙的嘲讽：K投降了，但是想看到自己是个很强的"跟他们玩儿"的人，嘲笑他们，用玩笑的口气，伪装把自己的被捕当作认真的事。他投降了，但马上把他的投降解释为在他自己看来他能够保持他的尊严。
人们最先读卡夫卡的时候，脸上一副悲剧面孔。然后人们听说，卡夫卡在把《审判》的第一章读给朋友们听的时候，把朋友全都逗笑了。于是人们也开始强迫自己去笑，却并不知到底为什么。其实，在这一章里，这么好笑的到底是什么？
K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的可笑在何处？
这个问题使我回想起我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渡过的岁月。在教员的会议上，我和朋友C，总是以一种调皮的亲切感瞧着我们的同事D，一位50十多岁年纪的作家，狡猾但行为端正，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个十足的不可收拾的胆小鬼。我们梦想有这么一个（可惜！）我们从未实现过的场面：
正在开会时，我们当中一个人将突然对他说："跪下来！"
他先是会听不明白我们想要干什么；说明白了，在他的清醒的怯懦中，他很快就会懂了，但以为可以装作不懂，来赢取一些时间。
于是我们会提高声音："跪下！"
这时候，他再也不能装不懂了。他会准备好服从，但只剩一个问题要解决：怎么做？怎么在这里，在同事眼皮底下跪下来，而又不降低身份？他将绝望地寻找一种滑稽的方式，用来配合下跪。
"亲爱的同事，"他终于会说，"你们是否允许我在膝盖下面放一个沙发垫背？"
"跪下，不许说话。"
他将照着去作：两只手交叉在一起，头微微垂向左方："我的亲爱的同事，如果你们认真研究过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拉斐尔画的圣-弗朗索瓦·达西斯就是这种姿式。"
那时候每一天我们为这个使人高兴的场面想象新的场面，发明一些又一些我们的其他同事可能用来尝试挽救其尊严的精神法。对约瑟夫·K的第二次审判
与威尔斯相反，卡夫卡的早期诠释者远远不认为K是一个反抗专制的无辜者。对于麦克斯·布洛德来说，毫无疑问，约瑟夫·K是有罪的。他干了什么？按照布洛德的说法（《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与拯救》，1959年），他因为自己的LIEBLOSIGKEIT，他的无能力去爱，而有罪。
"JOSEPHKLIEBTNIEMAND，ERLIEBELTNUR，DESHALBMUSSERSTERBEN．"约瑟夫·K不爱任何人，他只是去追追女人，所以，他应当死。（我们要永远记住这句绝对愚蠢的话）布洛德立即指出K的LIEBLOSIGKEIT的两个证明：按照小说未完成的，之后被摈弃的某一章（一般都发表在小说的附加部分）：约瑟夫·卡三年以来，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母亲；他只是寄钱给她，通过一位表兄了解她的身体情况。（奇怪的相似：小说《异乡人》中的墨尔索MEURSAULT也被指控不爱他的母亲。）第二个证明：是他与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关系。
在布洛德看来，那是"最卑下的性"的关系（DIENIEDRIGTESEXUALITABT），"由于被性纠缠，约瑟夫·卡不把女人看做一个人性的存在"。
爱德华·格德杜克（EDOUARDGOLDSTUBCKER），捷克卡夫卡专家，在《审判》1964年布拉格版的前言中如此严厉地谴责K，即使他的措词不是像布洛德一样带有神学的印迹，而是马克思主义化的社会学辞令："约瑟夫·卡之有罪，是因为他允许自己的生活走向机械化、自动化、异化，顺从于社会机器的呆板的速度，使之失去所有人道的东西；因而K逾越了，按照卡夫卡的观点，全人类都服从的法律，这个法律说：实行人道吧。"格德杜克在50年代遭受莫须有罪名指控，受到斯大林式审判之后，坐了4年监狱。我问自己：这个审判的受害者怎么能够在10年之后，向另外一个和他一样并无罪过的被告发起又一番审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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