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在别处与他重逢，只在扮演他的演员、天才的米歇尔·隆达尔身上——甚至在他的其他角色身上——见到副领事。对我来说，我这位朋友仍然是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副领事是我信赖的人。副领事的喊声，“惟一的政治”，也是在这里，在诺弗勒堡录下的。他呼喊她，她，是的，在这里。她，A．-M．S．，安娜-玛丽亚·加尔迪。演她的是德尔菲·塞里。影片里所有的人都在哭。这是不知哭泣有何含义的、自由的哭泣，必然的、真正的哭泣，苦难人群的哭泣。
生命中会出现一个时刻，我想是命定的时刻，谁也逃不过它，此时一切都受到怀疑：婚姻、朋友，特别是夫妻两人的朋友。孩子除外。孩子永远也不受怀疑。这种怀疑在我周围增长。这种怀疑，孤零零的，它是孤独所拥有的怀疑。它出自孤独。已经可以使用这个词了。我想许多人会承受不了我说的这些话，他们会逃跑。也许正因为如此并非人人都是作家。是的。这就是差别。这就是实话。如此而已。怀疑就是写作(4)。因此也是作家。所有的人与作家一同写。这一点人们早已知道。
我也相信如果没有写作(4)动作之前的原始怀疑，就没有孤独。从来没有人用两个声音写作(4)。可以用两个声部唱歌，也可以弹奏音乐，打网球，但是写作(4)，不行。永远不行。我立刻写了几本所谓政治性的书。第一本是《阿巴恩·萨巴纳·达维德》，是我最珍爱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我认为这是小事——写书比过日常生活或难或易。不过困难是存在的。将一本书按照阅读的方向引向读者，这很难。如果我没有写作(4)，我早已成了难以医治的酒徒。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法继续写作(4)的迷失状态……于是喝酒。既然迷失了，再没有任何东西可写，可丢失，于是你写了起来。一旦书在那里，呼喊着要求结尾，你就写下去。你必须与它具有同等地位。在一本书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也就是说在它独立地摆脱你这位作者之前——你不可能永远丢弃它。这像罪行一样难以忍受。我不相信有人说的话：“我撕掉了手稿，统统扔掉了。”我不相信。或者是写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并不存在，或者这不是一本书。如果此刻不是书，我们总是知道的。如果将来永远不是书，不，我们不知道。永远不。
我躺下时盖着脸。我害怕自己。我不知道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因此我在睡觉以前喝酒。为了忘记自己，忘记我。酒立刻进入血液，然后我睡着了。酒后的孤独令人不安。心脏，对，就是心脏。它突然急剧地跳动。
我在屋子里写作(4)时，一切都在写作(4)。处处都是文字。我见到朋友时，有时不能立刻认出他们。有好几年都是这样，对我来说很艰难，是的，大概持续了十年。就连十分亲密的朋友来看我时，也是很糟糕的。朋友们对我毫不知情：他们为我好，好意来看我，以为这是应该的。而最奇怪的是，我对此毫无想法。
这使写作(4)变得粗野。类似生命之前的粗野。你总能识辨它，森林的粗野，与时间一样古老的粗野。惧怕一切的粗野，它有别于生命本身又与它不可分。你顽强奋斗。缺乏体力是无法写作(4)的。必须战胜自己才能写作(4)，必须战胜写出的东西。这事很怪，是的。这不仅是写作(4)，文字是夜间动物的叫声，是所有人的叫声，是你与我的叫声，是狗的叫声。这是社会令人绝望的大规模粗俗。痛苦，这也是基督和摩西和法老和所有的犹太人，和所有的犹太儿童，这也是最强烈的幸福。我一直这样认为。
诺弗勒堡的这座房子，我是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改编成电影的版税购买的。它属于我，归于我名下。那是在我的写作(4)狂以前。火山般的狂热。我想这座房子起了很大作用。它抚慰我童年时的一切痛苦。我购买它时立刻就知道这对我是件重要的事，有决定意义的事。对我自己和孩子而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于是我照管房子，打扫它。花很多时间去“照管”。后来，我被书卷走，就不大照管它了。
写作(4)可以走得很远……直至最后的了结。有时你难以忍受。突然之间一切都具有了与写作(4)的关系，真叫人发疯。你认识的人你却不认识了，你不认识的人你却似乎在等待他们。大概只是因为我已经疲于生活，比别人稍累一些。那是一种无痛苦的痛苦状态。我不想面对他人保护自己，特别是面对认识我的人。这不是悲哀。这是绝望。我被卷入平生最艰难的工作：我的拉合尔情人，写他的生活。写《副领事》。我花了三年来写这本书。当时我不能谈论它，因为对这本书的任何侵入，任何“客观的”意见都会将书全部抹去。我用经过修改的另一种写法，就会毁灭这本书的写作(4)以及我有关它的知识。人有这种幻觉——正确的幻觉——仿佛只有自己写得出写成的东西，不论它是一钱不值还是十分出色。我读评论文章时，大都对其中的“它四不像”这句话感兴趣。这就是说它印证了作者最初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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