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女人和男人，在根本上，他们的肉体，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形态，都是不相同的，仿佛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创造一样。
他死在出租过夜的旅馆房间里。这家旅馆靠近我的住处。有人说那个女人很美，年纪很轻，棕发，绿眼睛，就像他小说里写的女人那样，她正在准备结婚，一直到那天夜晚，她一直拒绝他。
她在等他。他迟迟到来，他是从容不迫的。他还燃起一支烟吸着。一年前他才开始吸烟。他非常想得到这个女人。他要求她单独和他到旅馆开房间已经持续有几个月好几个月了。她终于让步了。他面色十分苍白。激动得难以自持。自从上次心肌梗塞发作以后，每见到新认识的女人，他都忐忑不安害怕死去。他的死只经历一秒钟。猝然死去。连说一句这就是死的时间也没有。这是她说的。突然一下她从肉体的重量上发现人死了，那时他正在她身上。她感觉到他也在那一时刻。她从旅馆跑出来。经过旅馆服务台，她说在某个房间里有一个人死了，应该通知警察局。
记忆依然是十分清晰的：他在一条街上向前走着，衣着优雅。还可以看到那种种色调，钉着铁掌的英国皮鞋，芥茉色宽松套衫，浅栗色灯心绒长裤。他步履齐整，走起路来很是好看，两腿立得很稳，行走姿态美雅，体态轻捷，无拘无束。他走着。他在顾盼。他的目光神色似空无所有，处在半睡眠状态，而这时，他其实正在注视着——他的名字一经说出，就像这样，他人就显现出来了：他在看，他在寻索，他把自己隐藏在他的视线后面。他在窥伺那冬日午后索漠烦闷情绪控制下带有某种香水气息的女人。
有一次，有一个十分年轻的女人走来看我，要我给她讲一讲这个人。她不是去旅馆的那个女人。她刚刚从他的死给她造成的悲剧中摆脱出来，她到处找人希望能详详细细给她讲讲有关这个人的事，他是那么明敏有才智，又是那么纯洁。我几乎什么也讲不出。
我们是在一次圣诞节庆会中认识的，那天夜里，我原本是到那里去看一个情人。他把我从会上带出来，可是我后退了，我想回去。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在巴黎，就像现在一样，彼此原本是认识的，他总是打电话给我的那个朋友，要他告诉我他在一家指定的咖啡馆里等我。他每天都在这家咖啡馆等我五、六小时，面对着大街，坐在那里，一直等了八天。我抵制没有去。我每天都要上街，可是巴黎这个地区我避开不去。当时我正在一次新的爱情中活得快要死掉。第八天，我再走进那家咖啡馆，无异是走向断头台。
照片在迁居搬家的时候常常遗失。我母亲在她一生中搬家有二十至二十五次之多，我们家的照片就这样遗失不见了。照片滑落到抽屉下面，留在那里看不见，很好，搬家的时候，又可以找到。照片过一百年会碎裂破损，和玻璃一样。有这样一件事，我是不是说过？那是在五十年前，我在那个在印度支那买的衣橱抽屉下面，发现有一张明信片，日期标出1905年，是寄给那时住在圣一伯努瓦街一个人的。这张照片在这年轻时就有了，要是不存在这样一张照片，那也就不能说我是活过的。对我母亲来说，一个小孩的照片，那无异是圣物。人们为了再看到他孩子小的时候，只有去看照片。人们一向是这么做的。这事很是神秘。我认为扬只有在他十岁我还不认识他那时拍下的照片好看。在那些照片上面有我现在在他身上一再寻找的东西，那种天真无知，对1980年9月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不管是好是坏完全不知。
19世纪末，那时人们都是到村镇摄影师那里去拍照，就像《情人》中写到永隆居民所做的那样，——那是为永久长存吧。
你的曾祖母的照片是不会有的。你尽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找。也找不到。只要想到这样的照片不存在，那就成了一项本质性的缺失，甚至成为一个问题。没有照片，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死后什么也没有留下，面貌、形骸，都没有留下。笑，有关的资料也一点没有，若是有谁告诉他们说照片有了，他们一定会大为惊慌，为之震慑。与人们过去的想法和现在的想法相反，我认为照片有助于遗忘。照片在现代世界宁可说只有这样的一种功能。一个死人或一个小孩固定的死板的一张脸，近在咫尺，永远不过是人们头脑里装着千百万种形象中的一种形象。有千百万种形象的影片仍然还是那同一部影片。无非是对死亡的确认。照片起初在19世纪上半叶用来做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是为看一看死去的人，或者是为看一看自己，在个人来说，对于他的孤独的心，照片究竟具有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面对自己的照片，人们不是感到错愕，就是赞叹，总之，永远感到惊奇就是了。看看他自己，那是肯定的。看自己的照片，总不免为之愕然，或者赞赏，或者惊异。比之于其他别的什么，人更需要那种非现实性。在生活中，人们是看不到自己的，包括在镜子虚假的投影中，所看到的无非是按照期望取得自身组成的形象，最佳形象，即为拍照摆出姿态希图重现已经全副武装起来的那副脸面，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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