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驱车前往闹市区途中，我没有使用车上的电话，而是在听无线电广播。有一则消息报导说一名3岁男孩被子弹击中，造成腰椎以下瘫痪。这孩子是一场抢劫案的旁观者，被一颗流弹打中脊椎……
我把收音机调到另一个台，它正在播出谈话节目。我已经可以看见闹市区的摩天大厦在朦朦夜色中的闪烁灯光了。我在圣佩德罗拐下高速公路，朝康纳的住处开去。
我知道约翰·康纳在日本曾呆过一段时间，学习了日本语和日本文化。60年代，他一度是局里唯一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警官，而当时，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洛杉矶地区的日本人最多。
当然，现在局里能说日语的警官已有80余人——而且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正在学习。康纳几年前就退了休。但凡跟康纳一起共过事的联络官都认为他是最棒的。据说他的工作很利索，常常几个钟头就能办完一桩案子。他办事干练，在盘查询问方面是个能手，能从证人那里了解到别人了解不到的情况。但是联络官们主要还是赞扬他办案时不偏不倚，秉公办事。有人曾跟我说过：“跟日本人打交道就像走钢丝，早晚总要从钢丝的这一侧或那一侧掉下来。有的人会认为日本人很了不起，是不会出差错的。也有的则会认为他们都是邪种坏蛋。而康纳却总能保持平衡，冷静地格守中庸。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约翰·康纳住在离第七大街不远的工业区，在柴油机货车仓库旁的一座砖砌大库房里。库里的运货电梯已经坏了，我从楼梯爬上三楼，敲了敲他的门。
“门是开着的。”里面一个声音应道。
我走进一套小公寓。起居室十分简洁，是按日本式样布置的：铺着草席的地面、推拉式的门和木板墙壁，一帧书法横幅、一张黑漆桌子，还有一只花瓶，插着一束白色的兰花。
我看见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男人的低跟镂花牛皮鞋，另一双是女人的高跟鞋。
我喊了一声：“康纳上尉在家吗？”
“请稍等一下。”
一扇拉门打开后，康纳走了出来。他个子高得吓人，也许有1.90米，远远超过6英尺。他身上穿了一件质地很轻的日本式蓝布浴袍。我估计他有55岁。他两肩很宽、有些歇顶，嘴唇上方的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齐，瘦削的面庞上长着一双目光犀利的眼睛。他的嗓音深沉，举止沉着。
“晚上好，中尉。”
我们握了握手。康纳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点点头说：“不错，很有点气派。”
“我过去常跟新闻界打交道，”我说道，“很难说什么时候你不得不面对着一大堆照相机。”
他点点头：“而现在你是值班的特勤警官了？”
“是的。”
“干联络官多长时间啦？”
“6个月。”
“会说日语吗？”
“会几句，现在正在学。”
“给我几分钟换衣服。”他转身消失在拉门后面。“是件杀人案吗？”
“是的。”
“谁通知你的？”
“汤姆·格雷厄姆。他是负责犯罪现场的警官。他说那些日本人坚持要联络官到场。”
“噢。”他顿了一下。我听见水流的哗哗声。“这种要求常见吗？”
“不常见。实际上，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呢。一般情况下，警官们找联络官是因为他们在语言方面有困难。我从没听说过由日本人要求联络官到场的事。”
“我也没听说过。”康纳说道，“是格雷厄姆让你把我也带上的吗？我跟汤姆·格雷厄姆相互之间有点成见。”
“不是他，”我告诉他，“是弗雷德·霍夫曼让我来请你的。他觉得我经验不足。他说他替我打电话给你。”
“这么说你在家里接到了两次电话。”
“是的。”
“哦。”他重又出现在客厅里，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边走边打着领带。“看来时间很紧了。”他看了看表。“格雷厄姆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大约9点。”
“这么说已经过了40分钟。走吧，中尉，你的车在哪儿？”
我们匆匆忙忙下了楼。
我驱车向圣佩德罗开去，随即拐上第二大街，径直朝中本大厦疾驶而去。路面弥散着一层薄雾。康纳凝神窗外，问道：“你的记忆力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
“不知道你能不能把今天晚上那两个电话的内容复述给我听听。越详细越好。如果能一字不差，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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