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日本人非法接管了电视工业？”
罗恩耸了耸肩。“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根本不会成功，”他说，“我们的政府在纵容日本，他们把日本看做一个刚露头的弹丸小国，而美国的工业被认为是不需要政府帮助的。在美国，始终存在着厌恶商务的倾向，但我们的政府似乎从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在日本则不一样。当索尼公司开发移动电话时，我们没有说：‘多好的产品，现在，你得向通用电气公司发放技术许可，通过一家美国公司把它卖出去。’当他们寻找销路时，我们没有对他们说：‘噢，对不起，美国的商店都事先与美国的供应商签订了供货协议。你得通过这儿的一家美国公司进行销售。’如果他们寻求专利，我们没有说：‘申请专利需要8年，在这期间你们的申请必须公开，以便我们的公司能够了解你们发明了些什么，并可免费复制，这样，等我们给你们颁发专利证书时，我们的公司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掌握了你们的技术。’”
“这些事我们一件也没有做，而日本人却全做了。他们的市场关闭，而我们的市场敞开。这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事实上，甚至连竞技场都不是，而是一个单向的通道。”
“目前，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商业上的失败主义趋势。美国公司的资产是以黑白电视来估价的，日本公司的资产则是以彩色电视来估价的。美国政府不愿帮助我们的公司反击日本人的非法贸易行为。所以，当安派克斯公司发明了盒式录像机后，他们甚至没有去尝试正式投产，而是把技术转让给了日本，又另谋它业了。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美国公司并不搞研究。要是你自己的政府如此敌视你的努力，使得你无力把研究的成果投入市场，那么又何必要开发新技术呢？”
“不过，难道这不是因为美国的企业软弱无力、经营无方吗？”
“那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罗恩说，“正如日本人及其在美国的代言人所宣传的那样。不过，只要摆出几个例子，人们对日本人的穷凶极恶便可略见一斑。拿霍戴利公司一案来说吧。你知道这桩案子吗？霍戴利公司是一家机床公司，他们声称其专利和技术许可被日本公司侵权。联邦法院的一位法官派霍戴利公司的律师去日本搜集证据，但日本人却拒绝发给入境签证。”
“你在开玩笑？”
“他们在乎什么呢？”罗恩说，“他们知道我们决不会报复的。当霍戴利诉讼案提交给里根政府时，里根政府毫无反应。就这样，霍戴利公司退出了机床业。因为没有人顶得住产品的倾销，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要害所在。”
“如果他们进行倾销，难道不亏本吗？”
“短时间是亏本的。不过，你售出了数百万套后，你就能够改进你的生产线，降低生产成本。几年之后，你就真的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同时，你扫除了竞争对手，控制了市场。日本人以战略眼光考虑问题，他们放长线钓大鱼，着眼于50年后局势的展望。而美国公司却必须每个季度都有盈利，要不然总经理和高级职员就会流落街头。日本人压根儿不在乎短期利润。他们要的是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对他们来说，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争夺地盘，扫除竞争对手，控制市场。这就是他们近30年来从不间断的工作。”
“所以，日本人倾销钢材、电视、家用电器、计算机芯片、机床——无人阻止他们。我们丧失了这些工业。日本公司和政府瞄准了某些特殊工业，而且屡屡得手。就这样，年复一年，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落到他们手中。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坐在那儿侈谈自由贸易。除非同时提出公平贸易，否则，自由贸易是毫无意义的。日本人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公平贸易。你知道，日本人喜爱里根是有原因的。在里根执政期间，他们生意兴隆，财源亨通。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里根着实把我们搞垮了。”
“为什么美国人不明白这一点呢？”我问道。
康纳哈哈大笑。“为什么他们吃汉堡包？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嘛，后辈。”
这时，一个女人在新闻编辑室那头叫道：“康纳在这儿吗？四季饭店有人打电话找你。”
康纳看了一下手表，便站起身来。“对不起。”他离开我们进了新闻编缉室。透过玻璃，我见他正对着话筒讲话，一边还做着记录。
“要知道，”罗恩说，“这种情况仍在继续。为什么日本照相机在纽约比在东京还便宜？他们绕过半个世界把货运来，还要支付大量关税和销售费用，结果价格却更加便宜？这怎么可能呢？日本游客在纽约购买自己国家的产品，是因为在纽约这些产品更加便宜。与此同时，美国产品在日本售价比在纽约高70%。美国政府为什么不采取强硬的态度？我不明白。其答案部分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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