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向后靠了靠。
“要反驳这一论点很容易，”埃文斯说，“有许多小东西起大作用的例子。扳机只是枪上的一个小东西，但足以把子弹发出去。不管怎么说，证据的优势——”
“彼得，”她摇了摇头说，“假设你是陪审团的成员，而且被问及纽约市的问题，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是全球变暖了还是太多的水泥？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变暖可能是因为城市大了。”
“正确。”
“可是还有海平面的问题。”
“可惜的是，”她说，“瓦努图的海平面并没有明显上升。根据数据库里的资料，海平面要么是持平的，要么只不过增长了四十毫米。三十年里只涨了半英寸，几近于无。”
“说得对，”她说，“我得承认。你有关扳机的论点不错。”
“如果你不能胜诉，”埃文斯说，“你召开记者招待会又有什么意义呢？”
“感谢各位光临。”约翰·贝尔德走到办公室外面的麦克风前面说。摄影记者们的镁光灯闪烁着。“我是约翰·贝尔德。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是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主席尼古拉斯·德雷克，还有我的首席顾问詹尼弗·海恩斯以及海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的彼得·埃文斯律师。我们代表太平洋上的岛国瓦努图联合控告美国环保署。”
彼得·埃文斯先是站在后面咬着嘴唇，心中盘算着。这个时候他没有必要露出紧张的种情。
“贫困的瓦努图人民，”贝尔德说，“受到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环境威胁，全球变暖以及随之而来的气候突变的危险，使他们变得更加贫困。”
埃文斯回想起就在几天前，德雷克还把气候的突然变化看作是初显端倪的可能性。一个星期不到，就转化成一种确定无疑的事情了。
贝尔德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瓦努图人民如何被洪水赶出了祖祖辈辈生话的家园，他特别渲染了小孩子的悲惨遭遇，因为无情的工业巨头，本来由这些孩子继承的财产被咆哮的巨浪冲到了北方。
“今天，我们宣布起诉，是为瓦努图人民讨回公道，是一件关系到受到突发性天气威胁的整个世界未来的大事。”
接下来他开始回答大家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起诉的确切时间是哪一天？”
“这个问题在技术上具有复杂性，”贝尔德说，“现在，我们办公室里有四十位科学家为了我们的利益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的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就会起诉。”
“你们将在哪儿起诉？”
“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
“你们要求赔偿什么样的损失？”另一个人说。
“管理部门对此有什么反应？
“法庭会受理这个案子吗？”
虽然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贝尔德在这方面是内行。埃文斯瞟了一眼詹尼弗。她站在讲台的另一边。她轻轻敲了敲手表。埃文斯点点头，然后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做了一个鬼脸，离开了讲台。詹尼弗紧跟其后。
他们从保安身边走过，走进了仓库。
埃文斯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１０月１２日，星期二
下午１时２０分
灯光调暗了一点。埃文斯早些时候看见的大多数人都走了。屋子里搬空了。家具堆了起来，文件放进了法律储存盘。搬运工们正把一个个盒子搬到推车上。
埃文斯说：“怎么了？”
“房子租期到了。”詹尼弗说。
“所以你们要搬家吗？”
“不。我们要走了。”她摇了摇头说。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们要走了，彼得。去找新的工作。不再在这个诉讼案上主动出击了。”
他们听见贝尔德在喇叭里说：“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三个月里接到新的命令。我对帮助我们打这一场开天辟地的官司的四十位男女精英有十足的信心。”
搬运工们搬着一张桌子从埃文斯身边走过时，他朝后站了站。仅仅在三个小时以前，他就是坐在这张桌子旁接受采访的。另一名搬运工跟在后面，使劲拖着几箱摄像器材。
“会发生什么事情？”埃文斯说。这时他听见喇叭里传来贝尔德的声音：“我是说，大家都会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
“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詹尼弗说，“我们要请求发布一个初步禁令。我们的请求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希望这种请求因为管辖权限问题遭到地方法院的拒绝，那么我们就可以诉诸第九巡回审判区，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到最高法院。禁令的问题不解决，诉讼就不能进行，而禁令的发布可能要好几年时间。因此，我们在等待精干的司法人员到位的同时，明智地停止聘用大量的科研人员，关闭昂贵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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