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很紧张。”
“不至于紧张到为谋杀案作辩护的工作都受到它的影响。一定，一定还有多余的办公室可以供我使用。”
“我将落实。还有呢？”
“我需要一个助手，一个侦探。”
“什么样的助手？”
“他或她不一定是个律师，但应该具备一些军事法律的知识。如果是一名非正式任命的律师帮忙就更好了。”
比利斯在便条上记下了这两点要求，“继续说。”
“我想要一个调查者。”
“什么目的？”
“会见那些我显然没有时间会见的人。”
“我了解一下，看看调查机构能不能临时委派这么一个人。”
“我很感谢，上校。我还想请一个民事律师来帮忙。”
“是科鲍要求的？”
“不，先生，他没有，但……”
“按规定，被告可以在法庭外另请律师。”
“是的，先生，当明天我同科鲍上尉见面时，我打算向他提出这个建议。”
“我不赞成这么做，少校。”
“可以问为什么吗，先生？”
“因为整个案件的敏感性。国防部想把这件事在家里解决，因此我才这么说。”
“在家里？家就是军队？”
“是的，科鲍是中央情报局派来的。直到现在，他的身分还是绝密的。绝不能把许多敏感的材料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但是军事法律清楚地规定：被告有请民事律师的权利。”
“我知道法律上有这条规定，弗克少校，但我还是建议你不要把这条规定提示给科鲍上尉。为什么你明天要会见他？”
“他的母亲将从纽约飞来。我已经安排了他俩的会面，并计划与她呆上一段时间。”
“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先生。”玛戈特凝视了一下天花板，然后把目光转向了比利斯，“你建议我不要把同民事律师合作的主意提示给科鲍上尉，那么，这是个建议，还是个命令？”她内心很清楚：当上司建议某件事情时，明智而又谨慎的下属应当把它作为命令来看待。但在这件事上，她想确证一下。
“不，不是命令，因为我从来没有给你下过任何需要注意的命令。当然我可以这么建议你。但是上峰就是这么考虑的，他们只想在军事范围内解决此事。如果你愿意，我想去国防部核查一下此事，看看他们是否告诉我应当作为一项命令来考虑。我当然不想那么做，我只想让你意识到上峰的想法，好使你作出理智的判断。”
她的活已经激怒了他。她真希望这些没有发生。
玛戈特一离开了比利斯的办公室，她就试图把谈话的内容缕出头绪来。多年的军旅生活已教会了她许多东西，包括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部队和民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领域，他们彼此间充满了仇恨。五角大楼成了人们猜疑的目标。所以军方始终要把内部出现的事情内部消化掉，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尤其是坏事。乔伊斯林的谋杀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关于同性恋的谣言，它会严重影响到五角大楼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军方自然要努力把它作为“家里事情”来处理。
玛戈特当然理解并尊重这点。当她第一天穿军服时，她就是这么考虑的。但凡事总有例外。当她坐在椅子上考虑着早晨发生的事情时，她越来越想把这件事当作例外来处理。
比利斯很快地满足了她的要求。不到一个小时，几个工作人员就把她的东西搬进了一个小的、私人的办公室。这是一个有三个房间的套房，她在里间，早已在这儿的两个秘书在外间接待室。
当她离开她的老办公室时，她愉快地对克拉夫特说：“很不错，杰伊，看起来你也有了单独的办公室。尽管只是暂时的。”
他勉强挤出了一个微笑，又埋头于他桌上的文件了。玛戈特心里却在想：见你的鬼去吧，杰伊。她迅速地收拾了剩下的文件后就奔向她的新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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