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人骗了，”那天晚上吃饭时福克斯把他的看法告诉了他的学生，“艾伦-杜勒斯，就是在中央情报局当了6年头儿的那个人，认为杜鲁门的眼光太窄了，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改变杜鲁门总统当初为中央情报局定的工作范围。”
福克斯还为他的学生们带来了一份备忘录的复印件。
“和平年代的情报工作要求其他技术、其他人员，而且会有与以往很不相同的目标……我们必需处理好如民主政治面临共产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冲突的问题，不仅仅在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在与欧洲、亚洲和南美的内部政治冲突方面。”
杜勒斯提出了一个构想——这一构想最终演变成了情报法，这使中央情报局最终获得了权力。情报法要求这个机构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偶尔的指导下发挥与情报相关的其他功能和职责。”这使中央情报局摆脱了国会的控制，使中央情报局能够完全自主的运行，包括人力和财政。局长只不过签署一下文件，资金就到位了，这是杜鲁门总统没有料想到的。
卡希尔和其他学生在晚饭后都在谈论福克斯这一通对中央情报局和它的历史的不尊敬的言论。这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他们要接触的任何别的人似乎都严格地以党派为限，不能有任何偏差，不可轻举妄动或随意发表评论，这可能会被人看成是不忠诚的表现。
“哦，说到别的职能和责任，”卡希尔说，“我最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很遗憾，是事故吗？”
“无法确定死因，官方认定心肌梗塞，但她只有30多岁，而且……”
“她与我们有联系？”
卡希尔犹豫了上下，说：“是临时的，她是个文稿代理人。”
他把脚从桌子上移开，把胳膊放在桌子上，“是巴里-迈耶。”
“是的，你知道她？那你知道发生的事吗？”
“知道得很少，她死后，谣言满天飞，有消息说她为我们做了些携带材料的临时活儿？”
卡希尔什么也没说。
“你知道她被吸收进了组织吗？”
“是的。”
“在布达佩斯时，她是不是给你带了些东西？”
“不是直接带，但也算，她把东西带到了布达佩斯。”
“巴纳纳奎克？”
“那件事我不太清楚，汉克。”
“你这些天就在调查这件事吗？”
“是的，我发展了一个人。”
“我听说了。”
“你听说了？”
“是的，卡希尔小姐，无论你知不知道，你的匈牙利朋友在这周围人中都被看成当时最合适的人选。”
她心里很高兴，但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他很合作。”
“那样说是一个很温和的评价，你朋友的死让一大批人一无所获。”
“因为巴纳纳奎克？”
“当然，这是我们自猪湾事件以来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不幸的是，成功的机会只有一半，你知道古巴人的酒瓶有多厉害，但时间表已经通过了，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
“我不知道计划的全部内容，汉克，我从我的渠道获得了消息并把它反馈回去，一个人发话了，我并不是要将大人物们做的事自己去做。”
“支持行动吗？”
“什么。”
“没听过这个吗？”
“没有。”
“那没关系，另一个天才行动是我们自己的天才军队干的，我希望死亡就是终点，科列特，如果不是这样，从杜鲁门总统1972年圣诞节后离开我们那天以来，他在九泉底下也会坐立不安的。”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脸上异常的严肃，他的嘴唇合在一起，发出的声音非常小，好像没有了力量，“待在这儿已没什么意义了，最乐观地看，它只是杂乱无章和没有效率的。从最差的一方面看，它简直是魔鬼。”
她刚要说话，他就迅速补充到：“你得原谅一个疲倦的、生气的老头，我并不想用这些怨言来破坏你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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