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前面的观察得出一种科学性的肯定，自然引导我的研究走向一个决定的方向：默东的图像是送到银幕上放映的真实的电影，是观众以平常的态度所能接受的。但放映机在什么地方？它是怎样运行的？这是最大的难题，因为直到目前还未能发现放映机的痕迹，甚至没有任何机器存在的迹象。
是否应当像我那样推测，放映是从银幕内部在一个地下装置的协助下进行的，这种地下装置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显然，这最后的假设把幻象归于精明的电影特技，这使我们的心情平复起来。但首先是维克托里安-博格朗，随后是公众，他们有理由拒绝接受这种推测。幻象本身带有真实和意想不到的特点，它们毫无例外地引起观众的注意。此外，当电影特技的专家们被质问时，他们老实地宣称他们的学科遇到了难题，他们的技术有缺点。人们甚至可以肯定这些图像的经纪人没有别的能力，除了在适当的银幕上接受它们，而且他也并不清楚在这银幕上出现的图像是怎么回事。总之，人们可以说，准备这样的一些影片需要进行长时期和复杂的工作，要求有广泛的设备和很多形象的表现，这种准备工作不可能在绝对秘密中进行。
这就是前天晚上在开幕式以后我调查的情况。我并不想说对于问题的底细我比初来的人知道的更多。但是当我观看第二场演出时，我的情绪比任何其他观众要好一点。我坚定了自己的立场，我控制了自己，不激动，不狂热，没有任何事能减弱我的高度的注意力。别人说的任何想法都不能使我不安。任何新的想法、新的事实会立即为我所接受。
这就是发生的事。新的事实就是那些古怪的形象可怕而且令人失望的表现。我并没有马上得出它本身具有的结论，至少是我没有意识到。但我的知觉醒过来了。那些具有三只手的人在我心中与三只眼睛(45)的谜相联起来。即使我还不理解，但我有预感；即使我一无所知，但我猜想我将知道。门已半开。黎明之光在闪烁。
几分钟后，人们想起，这是一个可怕的幻象，一辆小车载着两个宪兵、一个神甫和一个被带去行刑的国王。这被分割、砍碎、模糊不清的幻象一时中断然后恢复，又再停下来。为什么？因为它不正常。直至目前，我们知道，维克托里安-博格朗先生也向我们证实，形象一直是非常清晰的。突然间，形象犹豫不前、乱七八糟、模糊不清，有时几乎看不见。这是为什么？
在这重要时刻，只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想法。放映的景象的可怕和奇怪不在考虑之内。为什么在技术上看，这景象不佳？为什么直到目前工作得很好的完美无缺的机器突然出了毛病？是什么沙粒使它发生故障？
这问题的简单搞得我不知所措。这问题的术语，人们是知道的，对么？我们正面对着一些电影形象，这些形象不是从墙壁里出来的，它们也不是从梯形实验室的什么地方出来的。那么它们是从什么地方放映出来的呢？有什么阻障使它们不能自由地放映出来？
我本能地作了一个姿势，一个被问到这起码的问题时的小孩会作出的姿势：我举目望天空。
广阔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十分晴朗。
对，天空明净无云，但只是在我的眼睛能看到的部分。在梯形实验室的上面，围墙阻碍我看到的那一部吩是否是这样呢？
我在说出这问题时就因不安而感到支持不住。这问题具有巨大的真实性。只要提出这问题，那就什么奥秘也不存在了。
我双腿发抖，心脏剧跳，我登上梯形教堂的顶部，看着天边。
在夕阳下，天边有轻薄的云彩浮动着……
云彩浮动着……云彩浮动着……
回忆录中的这个句子，我无意识地重复着，同时尝试看清接下去的句子，但这个句子已是我能看到的最后一句话了。黑夜很快来临了。我的眼睛由于不方便的阅读方式已疲乏不堪，要想和来侵的阴影作斗争是徒劳的，我突然拒绝作出新的努力。
此外，韦勒莫不久就站了起来，走到河岸边去了。行动的时刻到了。
什么行动？我没有考虑。自从我被俘以来，我一点也不为个人担忧，虽然韦勒莫曾谈到他打算要和我进行一次有点粗暴的谈话。围地的巨大秘密继续占有我的思想，眼前的事件不能支配我，除了它们与诺埃尔-多热鲁的事有关。现在有人知道了真相，现在社会正在知道。我怎么会为别的事担忧？除了邦雅曼-普雷沃泰勒的正确的推论、他的研究的创造性和他所获得的结果的重要性以外，我还能关心什么别的事？啊！我多想知道！新的假设包含些什么？它是否与现实情况相符？我是否十分满足比别人更深入到这现实的核心，并且收集到更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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