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军队有一半的人死掉了，但是，他们做了自己所能够做的和应当做的一切事情，为了达到人民所期望的目的。至于另一些坐在暖和的房间里的俄国人，他们提出过一些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那就不应当属于俄国军队的过错了。
事实和历史的记载出现了这一切奇怪的和现在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这是因为写这个事件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是各位将军的高尚情操和动听的言辞，而不是历史事件。
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米洛拉多维奇的言辞，是这个或那个将军所受的奖赏和他们所作的推断；但是关于留在医院和坟墓里的五万人的问题，甚至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这不属于他们所研究的范围。
其实，只要不去研究那些报告和将军们的计划，而是深入研究直接参加当时事件的千百万人的行动，那些原先以为很难解决的问题，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很简单地得到确切无疑的答案。
切断拿破仑军队的这一目的，除了在十来位将军的想象中存在过，而事实上从来就不曾有过。这个目的也不可能有，因为他既没有任何意义，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也是绝不可能的。
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要把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清除出去。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第一，它是顺其自然而达到的，因为法国人逃跑了，只要你不去阻挡他们逃跑就行了。第二，这个目的的达到，靠的是消灭法国人的人民战争，第三，一支强大的俄国军队在法国人后面紧追不舍，只要法国人一停下来，就使用这支力量。
俄国军队的作用，就像驱赶跑动的畜牲的鞭子。经验丰富的放牧人知道，对奔跑中的牲口最好是扬鞭吓唬它，而不是迎头抽打它——
当一个人看见一只行将死去的动物时，他会有存一种恐怖感觉：一个本质与自身相同的东西，眼看着消灭了——不复存在了。然而，即将死去的是人，而且还是自己的亲人，那么在亲人将死之前，除了有恐怖感觉之外，还会感觉到心痛欲裂和受到精神创伤，这种精神创伤和肉体创伤一样，有时可以致命，有时也可以平静一些，但内心永远是疼痛的，难以承受外界的刺激。
安德烈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都同样感觉到这一点，由于高悬在她们头顶上的可怕的死亡阴影，吓得她们不敢睁开眼睛，精神上处于崩溃状态，不敢正视人生。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尚未愈合的伤口，以免遭到污辱性的、会引起疼痛的刺激。所有的事情：大街上急速驰过的一辆马车，请用午餐，使女们请示准备什么布拉吉，更坏的是，虚情假意的关怀，所有这一切，都刺伤着痛处，都好像是一种侮辱，破坏了她们所必须的宁静。她俩在这种宁静中，极力倾听在她们的想象中仍然没有停息的可怕而又严肃的大合唱，也妨碍了她们注视那在她们眼前一晃而过的、神秘的、遥远的、遥远的远方。
只有她们俩在一块时，才不觉得遭受侮辱和痛苦。她们之间很少交谈。即便谈话，也只说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两个人同样都避免谈到有关未来的任何一件事情。
她们觉得，承认有一个未来，就是对他的纪念的侮辱。她们在谈话中，一切与死者可能有关的事情，都尽量地、更加小心地回避。她们觉得，她们所经历过的和所体验过的事情，都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她们觉得，凡是提及他的生活细节，都是破坏在她们眼前完成的神秘的尊严和圣洁。
她们沉默寡言，时时刻刻都努力回避着有可能涉及他的话题。这样，她们就从各个方面都设下了，绝不谈及他的警戒线。这就使她们觉得，一切都在她们的想象中更加纯洁、更加鲜明了。
然而，单纯的和无限的悲哀和单纯的和无限的欢乐一样，都是不可能的。玛丽亚公爵小姐，以其所处的地位，她能独立主宰自己的命运，同时她又是她侄子的监护人和教师，首先被现实生活从她头两个星期所陷入的悲伤世界所唤醒。她收到了家中来信，应该回信；尼古卢什卡住的房间潮湿，害得他咳嗽了。阿尔帕特奇来雅罗斯拉夫尔报告了一些事情并建议和劝告搬回莫斯科弗兹德维仁卡的住宅，那所住宅完整，只须稍加修理就行了。生命不停息，就应当活下去。对于玛丽亚公爵小姐来说，要离开她一直生活到现在的冥想世界，心情十分沉重；要丢下孤单单的娜塔莎，不论她多么怜惜，甚至于觉得问心有愧，但是，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急待她去处理，她也只有服从这种要求了。她和阿尔帕特奇清理了帐目，和德萨尔商量了侄儿的事情，作了妥善安排，作好了迁往莫斯科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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