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吗？坐过两次牢，”姨妈凄苦而动人地笑着说。“我第一次被捕是无缘无故的。那时我才二十二岁，有了一个孩子，而且又怀孕了。我失去了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这些事再痛苦，比起精神上的痛苦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当时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变成一样任人摆布的东西。我想同女儿告别，可是他们逼我坐上马车。我问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们说到了就会知道。我问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我。受过审问后，我被迫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编号的囚衣，又被押回走廊。他们打开牢门，把我推进牢房，再锁上门。他们走了，只留下一个掮枪的哨兵。他一声不响地走来走去，偶尔从门缝里张望一下，我感到难受极了。当时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惊讶，那就是审问的时候宪兵军官递给我一支烟。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吸烟的。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自由和光明的，他也懂得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那他们为什么冷酷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象一头野兽似的锁起来呢？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不可能不受到损害。一个人原来相信上帝和人，相信大家都应相亲相爱，但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就会丧失这种信念。我就是从那时起不再相信人，心肠也变硬了，”她说完微微笑了笑。
丽达的母亲从丽达出去的那扇门进来，说丽达情绪很坏，不来了。
“唉，为什么要摧残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姨妈说。“我特别难过的是我竟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上帝保佑，她呼吸呼吸乡下的空气会复元的，”做母亲的说，“我们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
“是啊，要不是您出了力，她会完全给毁了的，”姨妈说。
“谢谢您。我要同您见面，因为有一封信要托您转交给薇拉，”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您可以看看，或者把它撕掉，或者把它转交，总之，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她说。“信里并没有什么损害人的名誉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了信，答应把它转交，然后起身告辞，走到街上。
他没有看信，把口封上，决定把它交给薇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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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聂赫留朵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教派信徒案。他准备通过军队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把他们的状子呈交皇上。他一早乘车来到鲍加狄廖夫家，碰到他还在吃早饭，但马上就要出门。鲍加狄廖夫生得矮壮结实，体力过人，能空手扭弯马蹄铁，但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点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他具有这些特点，但同宫廷关系密切，热爱皇上和皇族。他还有一种惊人的本领，那就是生活在最上层社会，却只看到好的一面，也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正派活动。他从来不指摘什么人，也不批评什么措施。他总是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声若洪钟地大胆说出他要说的话，同时纵声大笑。他这样大声说笑倒不是装腔，而是出于他的性格。
“啊，你来了，太好了。你不吃点早饭吗？要不你就坐下来。煎牛排挺不错。我吃一顿饭开头和收尾都得吃点扎实的东西。哈，哈，哈！那么，你来喝点酒，”他指着一瓶红葡萄酒，大声说。“我一直在想你呢。那个状子让我来递上去。当面呈交皇上，这不成问题。不过我想，你最好还是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下。”
他一提到托波罗夫，聂赫留朵夫就皱眉头。
“这件事全得由他作主。不管怎样总归要去问他。说不定他当场就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去一下。”
“那太好了。嗯，彼得堡给你的印象怎么样？”鲍加狄廖夫大声说，“你说说，好吗？”
“我觉得我仿佛中了催眠术，”聂赫留朵夫说。
“中了催眠术？”鲍加狄廖夫重复着他的话，呵呵大笑。
“你不想吃，那也听便。”他用餐巾擦擦小胡子。“那么，你去找他吗？呃？要是他不干，那你就把状子交给我，我明天递上去，”他又大声说，从桌旁站起来，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显然象他擦嘴一样漫不经心，然后佩上军刀。“那么，再见了，我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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