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丽雅头戴一顶时髦的帽子，披着披肩，跟阿格拉斐娜并排站在车厢旁边，显然在找话题，但没有找到。她连说一句：“写信来，”都觉得不行，因为她同弟弟早就嘲笑过送人出门那套老规矩了。一谈到财产和继承问题，就破坏了他们的手足之情；他们觉得彼此疏远了。等到火车开动，她只点点头，现出惆怅而亲切的脸色说：“嗯，再见，德米特里，再见！”这时，她心里反而感到高兴。但等这节车厢一离开，她就想到她该怎样把同弟弟谈的事告诉丈夫，她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而紧张了。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姐姐一向很有感情，也没有对她隐瞒过任何事情，如今同她待在一起却觉得别扭，难堪，巴不得早点分开。他觉得当年同他那么亲近的娜塔丽雅已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个胡子蓬松、肤色发黑的讨厌丈夫的奴隶。他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当他谈到她丈夫感兴趣的事，也就是分地给农民和遗产继承等问题时，她的脸色才显得特别兴奋。而这一点却使他感到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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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车的大车厢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又挤满了人，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聂赫留朵夫一直站在车尾的小平台上，没有回车厢。但连这里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直到列车从周围房屋中开出，车厢里有了穿堂风，聂赫留朵夫才挺起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的，他们是被害死的，”他暗自重复了一遍对姐姐说过的话。他的头脑里今天充满了各种印象，此刻却特别生动地浮现出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脸，以及他那含笑的嘴唇、严峻的前额、头皮剃得发青的头盖骨和头盖骨下不大的结实的耳朵。“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象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想，“就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无须维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做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思考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叫人挤在一起上路，行吗？即使上路，中途也会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见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也会对人表示同情。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人看待，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他们总是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只要承认天下还有比爱人之心更重要的东西，哪怕只承认一小时，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一种损人的罪行干不出来，而在干的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聂赫留朵夫沉思着，连天气变了都没有注意到。太阳已被前方低垂的云朵遮住，从西方地平线那儿涌来一大片浓密的浅灰色雨云。远处田野和树林上空已经下着倾斜的大雨。雨云送来湿润的空气。闪电偶尔划破灰云，滚滚的雷鸣同列车越来越急促的隆隆声交响成一片。雨云越来越近，斜雨开始打着车尾的小平台，也打着聂赫留朵夫的薄大衣。他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吸着湿润清凉的空气和久旱待雨的土地发出的庄稼味，望着眼前掠过的果园、树林、开始发黄的黑麦地、依旧碧绿的燕麦地和种着正在开花的深绿色土豆的黑色田畦。大地万物似乎都涂了一层清漆，绿的更绿，黄的更黄，黑的更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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