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前面已经说过，事情拖到了星期六凌晨。这时又出现一些非常有趣的新情况。一架由克里米亚飞来的六座位客机在莫斯科机场降落，下机的旅客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他胡子拉碴，总有三天没洗过脸，两眼红肿，神色慌张，未带任何随身物品，穿着也十分奇特——戴一顶高加索式毛皮高帽，穿单睡衣，外面披着厚呢斗篷，脚上芽一双卧室里用的崭新的蓝皮便鞋，显然是刚买的。他刚离开舷梯，就有几个人朝他走了过去——他们早已在机场恭候这位公民多时了。不一会儿，这位令人难忘的瓦列特剧院经理斯杰潘-博格达诺维奇-利霍捷耶夫已经站在侦查员面前。他提供了一些新材料。现在已经清楚：沃兰德是首先对斯乔帕-利霍捷耶夫施行了催眠术，然后他化装成演员混进瓦列特剧院，又巧妙地把斯乔帕扔出莫斯科——天知道这一扔就扔出了多少公里。材料倒是有所补充，但侦破工作不但未因此有所进展，甚至可以说，反而变得更困难了：沃兰德既然有办法对利霍捷耶夫做出那样的事，显然就不会轻易地就范。对于利霍捷耶夫，根据他本人的请求，还是把他关进了一间比较保险的牢房。与此同时，瓦列奴哈被带进侦讯室。瓦列奴哈几乎两昼夜去向不明，刚回到家里就被逮捕归案了。
尽管瓦列奴哈已经向阿扎泽勒保证过不再撒谎，但这位总务协理还是从谎言开始了他和侦查员的谈话。不过，这倒也不必过分责怪他，因为阿扎泽勒是禁止他在电话里说谎，而此刻他们面对面讲话，并没有借助这种现代设备。瓦列奴哈贼目鼠眼地四下里扫着，对侦查员说：星期四白天他在瓦列特剧院自己的办公室里自斟自饮，喝得酪配大醉，后来便走出剧院。上哪里去了？不记得。后来又在什么地方喝了些陈年老酒。在哪儿喝的？不记得。然后就蹲在了一堵墙根下。在什么地方？也不记得。于是，侦查人员告诉我们的总务协理：他这种愚蠢而轻率的行为实际上妨碍着一桩要案的侦破，他对此当然要负法律责任。只是在这番警告之后，瓦列奴哈才痛哭流涕地用颤抖的声音，不住地四下张望着，说出了真情。他承认自己是在扯谎，因为他害怕沃兰德一伙对他进行报复，他已经落到这帮匪徒手中一次了。因此，他请求把他关进一间装甲的牢房，并说这是他所衷心哀求、求之不得的。
“呸！见你的鬼！你们这些人怎么都认准了要进装甲牢房？！”一个侦查员嘟哝了一句。
“都让那些坏蛋给吓坏了。”访问过诗人伊万的侦查员说。
侦查员们对瓦列奴哈尽可能安慰了几句，告诉他：即使不进任何牢房，他也是处于保护之下的。这时才弄清楚，原来瓦列奴哈并没有在什么墙根下面喝陈年老酒，而是挨了一顿打，打他的是两个人，一个长着颗獠牙，另一个是矮胖子……
“啊！长得有点像猫？”
“对，对，对！”总务协理小声说。他这才惊恐万状地回头张望着，交代了后来的详细经过：他在第50号住宅里呆了将近两天，还当了吸血鬼的眼线，险些把财务协理里姆斯基吓死……
这时刚从列宁格勒用火车押送来的里姆斯基被带进了侦讯室。但是，从这个满头白发、精神颓丧的老人身上已经很难看到原先那个精明强干的财务协理的影子了。他吓得哆哆嗦嗦，无论如何不愿讲真实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显得极为顽固。里姆斯基一口咬定他那天夜里根本没有在办公室窗台上看到过什么赫勒，也没见过没有影子的瓦列奴哈，只是因为他感觉身体不适，在精神恍惚中乘上了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不用说，财务协理的证词又是以关进装甲牢房的请求结束的。
安奴什卡是在阿尔巴特大街百货公司拿着一张十元美钞交给收款员时被当场逮捕的。她说在花园大街那座楼里看到过几个人从窗户飞出去，还谈到她抬过一个金马掌，原来打算拾起来交给民警局的。人们认真地听取了她的证词。
“那只马掌确实是金的？上面还有许多钻石？”侦查员问安奴什卡。
“我还能不认得钻石？！”安奴什卡回答。
“可是，照您说的，那人给您的是十卢布的苏联钞票呀？”
“我还能不认得十卢布钞票？！”安奴什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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