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刻钟后，三辆大卡车开到瓦甘科夫大街这座小院的栅栏外。以市分会领导为首的全体职工都上了车。
第一辆卡车在大门前晃了一下，开到街上，但刚一进街，互相扶着肩膀站在车厢里的职工们便一齐张口高唱起来，人们熟悉的歌声立即在整个街道上回荡。第二辆车上的人接着唱，第三辆车的人也马上跟了上来。三辆卡车就这样向前开去。为各自的事情忙碌的行人对此只是顺便瞥上一眼，毫不惊奇，以为卡车是载着郊游的人们开往城外的。汽车开往城外倒是不错，但并不是载着人们去郊游，而是把他们送进斯特拉文斯基教授的医院。
半小时后，完全晕头转向的会计主任拉斯托奇金终于来到了文化娱乐委员会文娱局的财务处，指望这回总可以卸掉肩上这笔公款了。为预防万一，经验丰富的会计主任这回首先往长方形大厅里窥视了一下。他看到，磨砂玻璃隔墙上写着备种金字，隔墙里面工作人员各守岗位，没有一点点骚乱和不安的迹象。大厅内安安静静，确实像个体面的机关大办公室的样子。
有一个小窗口上写着：“现金收款”几个字，瓦西里-斯杰潘诺维奇-拉斯托奇金把头伸进这个窗口，向一个不认识的办事员问了声好，很客气地请他给一张缴款单。
“您要这个干什么？”窗口里的办事员问。
会计主任感到奇怪。
“我缴款啊，我是瓦列特杂耍场的。”
“请您等一下。”里面的办事员回答说，随即拉过小铁丝网把小窗口挡住了。
拉斯托奇金暗想：“奇怪！”他当然会感到奇怪，因为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这种事。谁都知道，要得到一笔钱有多么困难，随时可能遇到各种障碍。可是，在他三十年的会计生涯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谁，不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在接受一笔钱时感到为难。
不过，小铁丝网还是又打开了。拉斯托奇金又把脸凑到窗口。
“您缴款的数目大吗？”办事员问道。
“两万一千七百一十一卢布。”
“噢！”办事员的语气中不知为什么带着讽刺，随手递出来一张绿色缴款单。
会计主任办这些手续是驾轻就熟的。他很快填好单据，便去解捆纸包的细绳。但是，打开纸包一看，他眼花缭乱了，不禁痛苦地呻吟起来。
摆在他面前的都是一叠叠外国钞票。这里有加拿大的加元、英国的英镑、荷兰的荷兰盾、拉脱维亚的拉特、爱沙尼亚的克朗①……
①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国自1920年到1940年期间为资本主义国家。两国均于1940年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8月并入苏联。1940年本书最后脱稿时，两国仍使用各自的货币。故这里把两国的货币也列为外国钞票。
“看，又是一个瓦列特剧院耍把戏的！”呆若木鸡的会计主任听到一个可怕的声音在他头顶上叫喊。
瓦西里-斯杰潘诺维奇-拉斯托奇金当场被捕
在勤奋认真的会计主任乘上出租汽车去见上级机关那套会写字的空西装时，一列从基辅开来的快车刚刚在莫斯科车站停下，有位颇为体面的乘客，手提钢纸小提箱，正同其他旅客一起走出软席卧铺第9号车厢。此君不是别人，正是已故柏辽兹的姑父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波普拉甫斯基。他是一位经济计划工作者，住在基辅市旧学院路，现在来到莫斯科是因为前天深夜他接到了这样一封电报：
我刚在牧首湖畔被电车轧死。葬礼定于星期五下午三时举行。请来。
柏辽兹。
在基辅，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是公认的聪明人之一，而且确实当之无愧。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收到这样的电报也会如堕五里雾中：既然本人还能拍电报，就说明他虽然被电车轧了，但并没有死。可是，那又怎么会提到葬礼？或许情况严重，预见到必死无疑？这倒不无可能，但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说得又如此确切。他本人怎么知道人们要在星期五下午三点埋葬他？这封电报太怪了！
但是，聪明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对错综复杂的情况进行分析。很简单，这里出了差错：报务员把电文弄乱了。电文中的头一个“我”字，显然是其他电报的字夹杂了进来，而末尾的“柏辽兹”三个字原是应该放在开头“我”字位置的。经过这样一番修改，电文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当然，这很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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