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在这时候才偶然认识他的。”
“我不太懂。”
“神父的弦乐四重奏小组在一个美国人的医院为一些精神病人演出———神父和埃利奥特谈了话，神父认为埃利奥特是他认识的最清醒的美国人。在埃利奥特病好出院的时候，他受神父之邀去吃饭。我还记得神父是这样介绍的：‘我想让你们见见这位当今唯一真正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
“他这么清醒，有没有告诉你什么？”
“那是他留下的总的印象———实在的，比他说的那些具体的话印象要深得多。我还记得神父是怎样描述他的。他说：‘我带回家来的这位年轻上尉———他瞧不起艺术。你们能想象吗？蔑视艺术————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居然使得我因此而喜爱他。我记得，他说的是艺术与他无缘。我觉得，这种说法对于一个在执行任务中刺死了一个十四岁孩子的人，是十分公正的。’”
“我第一眼看到埃利奥特就爱上了他。”
“你能不能换个词？”
“什么词？”
“除了爱。”
“还有更好的词吗？”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但是一到埃利奥特身上就变了。现在对我们来说，它已经失去了那种意义。埃利奥特在爱这个词上的所作所为，同俄国人在民主这个词上的所作所为完全一样，如果说埃利奥特是要爱所有的人，根本就不问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那么，我们这些人则总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原因而爱某些特定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人最好还是再找一个新词。”他抬起眼睛看着他的已故妻子的油画。“比如说吧，我爱她更甚于我爱我们的扫垃圾工人，这让我犯了一个很可笑的错误：歧视。”西尔维亚淡淡地一笑。“在找到一个更好的词儿之前，我是不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个老词———就是今天晚上？”
“由你嘴里说出来，它的意义不只如此。”
“在巴黎，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他———现在我一想起他，还是爱他。”
“在这场把戏中，你一定很早就认识到了，你遇到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那就是酗酒。”
“这是关键问题。”
“还有和阿瑟·加尔维·厄尔姆的那件糟心的事。”厄尔姆是一个诗人。当基金会还在纽约的时候，埃利奥特曾给了他一万美元。“那位可怜的阿瑟对埃利奥特讲，他想要完全自由地说话，不用考虑钱的问题。埃利奥特当场就签了一张巨额支票。那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西尔维亚说，“我记得阿瑟·戈德弗雷，罗伯特·弗洛斯特，萨尔瓦多·达利———还有其他许多人。
“埃利奥特对他说：‘你必须实话实说，现在是该有人讲老实话的时候了。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钱来讲出更多的老实话，再来找我好了。’
“可怜的阿瑟昏头昏脑地在酒会上到处乱转，给人家看那张支票，问他们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都告诉他，这真正是一张支票。然后他又回来找埃利奥特，再一次弄清楚了支票的事并不是开玩笑。然后，他几乎是歇斯底里地请求要埃利奥特告诉他应该写些什么。”
“‘那可是事实啊！’埃利奥特说。”
“‘你是我的庇护人———我想，你作为我的庇护人，你可能————’”
“‘我不是你的庇护人。我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给了你钱就是为了找出什么是真实情况。这两件事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对呀，对呀，’阿瑟说，‘就应该是这样。我就想这样。我不过是想，或许你想要某些特别的题目———’”
“‘你选择题目，而且要真正放开胆子写。’”
“对呀。可怜的阿瑟完全不自觉地突然敬了礼，我看他根本就没有在陆军、海军或者其它什么部队呆过。然后他离开了埃利奥特，接着又到酒会上闲逛，问大家埃利奥特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最后他又回来告诉埃利奥特，他曾经当过季节性的水果采摘工人，他要写一组关于水果采摘工人悲惨生活的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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