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后,伊丽莎白一想起埃利奥特先生的这段尴尬的历史,依然很生气。她本来就喜爱埃利奥特这个人,加之他是她父亲的继承人,她就更喜欢他了。她凭着一股强烈的家庭自豪感,认为只有他才配得上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的大小姐。天下的准男爵中,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他那样使她如此心甘情愿地承认与她正相匹配呢。然而,埃利奥特先生表现得着实下贱,伊丽莎白眼下(一八一四年夏天)虽然还在为他妻子戴黑纱,她却不得不承认:他不值得别人再去想他。他的第一次婚姻纵使不光彩,人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遗臭万代,因此,他若不是做出了更恶劣的事情,他那耻辱也早就完结了。谁料想,好心的朋友爱搬弄是非,告诉爵士父女说,埃利奥特曾经出言不逊地议论过他们全家人,并且用极其蔑视、极其鄙夷的口吻,诋毁他所隶属的家族和将来归他所有的爵位。这是无可饶恕的。
这就是伊丽莎白·埃利奥特的思想情感。她的生活天地既单调又高雅,既富足又贫乏,她心思重重,迫不及待地想加以调节,变换变换花样。她长久住在乡下的一个圈圈里,生活平平淡淡,除了到外面从事公益活动和在家里施展持家的才干技能以外,还有不少空闲时间,因而她想给生活增添些趣味,借以打发这些闲暇。
可是眼下,除了这一切之外,她又添加了另一桩心事和忧虑。她父亲越来越为钱财所苦恼。她知道,父亲现在再拿起《准爵录》,乃是为了忘掉他的商人的累累帐单,忘掉他的代理人谢泼德先生的逆耳忠告。凯林奇庄园是一宗很大的资产,但是照沃尔特爵士看来,还是与主人应有的身分不相称。埃利奥特夫人在世的时候,家里管理得有条有理,需求有度,节省开销,使得沃尔特爵士恰好收支相等。但是随着夫人的去世,一切理智也便毁于一旦,从那时起,沃尔特爵士总是入不敷。他不可能节省开支,他只是做了他迫切需要做的事情。然而,尽管他是无可责难的,可他却步步陷入可怕的债务之中,非但如此,因为经常听人说起,再向女儿进行隐瞒,哪怕是部分隐瞒,也是徒然的。去春进城时,他向伊丽莎白做了一些暗示,甚至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我们可以节省些开支吗?你是否想到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节省的?”说句公道话,伊丽莎白在感到女性惯有的大惊小怪之余,却也认真思忖开了应该怎么办,最后提出了可以节省开支的两个方面:一是免掉一些不必要的施舍,二是不再为客厅添置新家具。这是两个应急的办法,后来她又想出了一个很妙的点子:他们要打破每年的惯例,以后不再安妮带礼物。但是,这些措施虽说都很好,却不足以补救达到严重程度的窘迫。过不多久,沃尔特爵士便不得不向女儿供认了事情的真正严重性。伊丽莎白提不出卓有成效的办法。她同父亲一样,觉得自己时运不济,受尽了。他们两人谁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一方面既能减少开支,另方面又不会有损他们的尊严,不会抛弃他们的舒适条件,以至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沃尔特爵士的田产,他只能处理掉很少一部分。不过,即使他可以卖掉每一亩土地,那也无关紧要。他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外抵押土地,但是决不肯纡尊降贵地出卖土地。不,他决不会把自己的名声辱没到这般田地。凯林奇庄园是如何传给他的,他也要如何完完整整地传下去。
他们的两位知心朋友——一位是住在附近集镇上的谢泼德先生,一位是拉塞尔夫人,被请来替他们出谋划策。沃尔特爵士父女俩似乎觉得,他们两人中的某一位会想出个什么办法,既能帮他们摆脱困境,减少开支,又不至于使他们失去体面和自尊。
谢泼德先生是位斯文谨慎的律师,他对沃尔特爵士不管有多大的制约,有什么看法,碰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总是宁肯让别人提,因而他推说自己拿不出半点主意,委婉地建议他们听听拉塞尔夫人的精辟见解。拉塞尔夫人是个有名的聪明人,他最终想要沃尔特爵士采纳的具体措施,完全可以指望让她提出来。
拉塞尔夫人对这桩事可真是既焦急又热心,认认真真地做了一番考虑。她这个人与其说思想敏捷,不如说办事稳健,在眼下这个问题上,她遇到了两个互相对立的主要原则,一时很难打定主意。她本人倒十分诚挚,也很讲体面,但她又像其他通情达理的诚实人一样,一心想要顾全沃尔特爵士的感情,维护他们家族的声誉,从贵族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的应得利益着想。她是个宽厚慈善的好女人,感情强烈,品行端正,拘泥礼仪,言谈举止被视为教养有素的楷模。她心性娴雅,一般说来也很明智,坚定。不过,她有些偏爱名门贵族,尊崇厚位,因而对达官贵人的缺点便有点视而不见。她自己仅仅是个骑士的遗媚,对一位准男爵也就尊祟备至。沃尔特爵士不仅是她的老朋友、客气的邻居、热心的房东、密友的丈夫、安妮姊妹的父亲,而且是她心目中的沃尔特爵士,他如今陷入了困境,值得引起别人的深切同情和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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