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以上这种看法是日后才有的，它并不能开脱我的罪过。这尤其是因为，把纸牌房屋看做是唯一符合人的尊严的住宅这一信念，当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今天，我一见到脚手架就会联想到拆除房屋。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怕自己是扬的亲戚而受到牵连。那天下午，我坚信扬不只是我的表舅，我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我真正的父亲。这使扬一跃而居于领先地位，并永远同马策拉特区别开来，因为马策拉特要么是我的父亲，要么什么也不是。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我假定读者在那个不幸的下午也已承认那个不幸的、玩纸牌的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在那一天，我犯下了第二桩大罪过。
尽管我抱憾终身，但我不能否认，我的鼓，不，我本人，鼓手奥斯卡，先葬送了我可怜的妈妈，之后又将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和父亲送进了坟墓。
可是，在那些日子里，一种罪责感在我心中纠缠不休，怎么也驱不走。它毫不客气地逼得我把头埋在医院病床的枕头里，于是，我也就像每个人一样，原谅了自己蒙昧无知。那时节，蒙昧无知是一种时髦，直到今天，它还像一顶时髦的小帽子似的戴在某些人的头上。奥斯卡，狡猾的无知者，波兰人的暴行的无辜牺牲品，发高烧，神经发炎，被送进了市立医院。他们通知了马策拉特。那天晚上，他已向警察局报告我丢失了，虽说我是不是他的私产还始终没有定论哩。
那三十个人，外加扬-布朗斯基，举着双臂，两手抱着后脖子，在拍完新闻片之后，先被带到撤空了的维克托里亚学校，随后关进席斯施坦格监狱，末了，在十月初，把他们移交给废弃了的萨斯佩旧坟场围墙后面松软的沙土。
奥斯卡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我从舒格尔-莱奥那儿得悉的。官方自然不会公布在哪儿的沙土地上，在哪儿的墙下，枪毙了这三十一个男人，又如何把他们埋在怎样的沙土地里。
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先接到一份通知，要她搬出环行路的寓所，让给一个级别较高的空军军官的家眷居住。她在斯特凡的帮助下收拾箱笼什物，准备搬到拉姆考去，她在那里有几公顷土地和森林，佃户的住房也是她的。正在这当口，当局又给这位寡妇寄来一纸公文。她的眼睛虽然反映出了这个世界的痛苦，但却不能理解这种痛苦。她在儿子斯特凡的帮助下才慢慢搞清楚白纸上黑字的含义。
通知如下：
军事法庭办公室，埃贝哈特-St-L-小组41／39
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太太：
布朗斯基，扬，因参加游击队活动，被军事法庭判
处死刑，并已被处决，特此通知。
军法总监
策勒夫斯基
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于索波特
读者自会看到，通知中对萨斯佩只字未提。他们体恤家属，免去他们修坟墓的费用。那是一座合葬坟，墓穴极大，需要扔下无数鲜花。安葬费，也许连运输费，都由当局自己包了。他们填平了萨斯佩的沙土地，拣走了子弹壳——只有一颗除外，它一直留在地里——因为遍地子弹壳会破坏一所体面的公墓的外观，虽说这座公墓早已废弃了。
但是，这一颗始终留在那里并与我们大有关系的子弹壳，却被舒格尔-莱奥找到了。不论什么葬礼，纵使严加保密，都瞒不过他。此人是在安葬我可怜的妈妈，安葬我那位满身伤疤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时认识我的。他肯定也知道，他们把西吉斯蒙德-马库斯埋在哪里，可是我从未向他打听过。十一月底，人家刚把我从医院里放出来，他遇见了我。由于能够把这颗泄露天机的子弹壳交给我，他感到非常高兴，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
在我拿着那颗子弹壳（它的铅子儿也许就是扬挨上的），跟随着舒格尔-莱奥，并引领您，读者诸君，去萨斯佩公墓之前，我不得不先请诸君将但泽市立医院儿科病房的金属床同此地疗养与护理院的金属床作一番比较。这两张床都漆上白瓷漆，然而仍有区别。若用折尺去量的话，儿科病房的床比较短，床栏杆却比较高。虽说我宁愿睡一九三九年那种短而高的笼子，但是，我在今天这张为成年人用的床上仍然达到了清静无为的境地。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要求换一张栏杆更高而照旧是白瓷漆的金属床，但是同意与否，我则听凭疗养院领导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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