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科尼科夫说：“拿着鼓，奥斯卡，我已经认清你了！”
我在发抖：“再也不啦！这是过去的事啦！”
他，阴沉地：“什么事情都不会过去，一切都会重来。罪过，赎罪，又一次罪过！”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奥斯卡已经忏悔过了，免去这鼓吧！我什么都愿意拿，只是不要这铁皮！”
我哭泣，乌拉朝我俯下身来。泪水迷住了我的眼睛，她可以无碍地吻我，缪斯使劲儿地吻了我。所有受过缪斯的吻的人，肯定都会理解，奥斯卡在受了这个盖印章似的吻以后，立即又接过鼓，接过那个铁皮来。几年前，他放弃了它，把它埋在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里了。
但是，我没有敲鼓。我只是摆摆姿势，被画成了“四九年圣母”赤裸的左大腿上的击鼓耶稣，真够糟糕的！
就这样，玛丽亚在预告一次艺术展览会的招贴画上看到了我。她瞒着我去看展览，大概在这幅画前站了很久，满腔怒火，因为她在同我谈话时，竟用我儿子库尔特的学生直尺接我。几个月前，她在一家较大的美食店里找到了工作，工资优厚，先当售货员，由于能干，很快就当上了出纳员。我面前的她，已不再是做黑市交易的东土难民，而是在西方入籍随俗、安分守己的人了。她因此相当有说服力地把我骂作脏猪、撞婊子的公山羊、堕落的家伙，她再也不想看到我搞肮脏事赚来的肮脏钱，连我也不愿再看到了。
虽说玛丽亚不久就收回了这最后一句话，十四天后，又把我当模特儿挣来的钱里不小的一部分收作家用钱，我还是决定放弃同她、同她的姐姐古丝特和我的儿子库尔特一起居住。我原先打算远远地离开，到汉堡去，若有可能就重返海边。玛丽亚相当快地接受了我搬迁的打算，可她在她的姐姐古丝特帮腔之下说服了我，在她们和小库尔特附近，不管怎么样也得在杜塞尔多夫找一个房间
构造，砍伐，剔除，纳入，吹掉，仿作：奥斯卡成了房客后才学会用鼓召回往事。在这件事上，不仅这房间、刺猬、院子里的棺材仓库以及闵策尔先生帮助了我，护士道罗泰娅姆姆对于我也是一服刺激剂。
你知道帕西伐尔吗？我也不特别熟悉他。唯有雪地上三滴血的故事留在我的记忆里。这则故事确实，因为它正适合我的情况。它可能适合每一个有某种观念的人的情况。但是奥斯卡写自己；因此，他几乎怀疑那则故事对他正合适。
我始终还在当艺术的仆人，让别人把我画成蓝色、绿色、黄色和土色，让别人把我抹黑，放在各种背景之前。我跟缪斯乌拉一起使艺术学院的冬季学期获得生机。我们还将把我们的缪斯的祝福授予相继而来的夏季学期。但是，已经降雪了，雪接受了那三滴血，它们像吸引住傻瓜帕西伐尔的目光一样地吸引住了我的目光。关于此人，傻瓜奥斯卡所知甚少，因此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感到自己跟傻瓜帕西伐尔是同一个人。
我所描绘的情景尽管粗陋，但在诸君眼里想必是够清楚的：雪，这是一个护士的职业服装；大多数护士，包括道罗泰娅姆姆在内，她们都佩戴的连结衣领的饰针中央的红十字，便是闪闪发光的三滴血。我坐着，目光难以离开它。
不过，当我在蔡德勒公寓原先用作浴室的房间里坐下之前，我恐怕先得寻找这个房间才是。冬季学期刚结束，部分大学生退掉了他们的房间，回家过完复活节，有的又回来，有的不再回来。我的女同事缪斯乌拉帮我找房间，陪我去大学生代表处。那里，人家给了我许多个地址以及一封艺术学院的介绍信，把我打发走了。
我去看房子以前，先去比特路作坊里拜访了石匠科涅夫，这是许久以来的头一回。亲密之情促使我去，我也为了在假期里找份工作做。我，不带乌拉，在几位教授家当私人模特儿，钟点不多，在六周的假期里难以赖此-口。此外，我还得挣到一间带家具的房间的租金。
我见到了科涅夫。他没有变样，后颈上有两个快好的和一个尚未熟的疖子，正弯着腰，在一块已经过粗凿的比利时花岗岩碑上一下一下地凿沟槽。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摆弄起几把刻字凿来暗示，环顾四周已经磨光、等候刻碑文的石头。有两块壳灰岩一米石和一块双穴墓西里西亚大理石碑，看来科涅夫已经卖出，只缺一个内行的刻字匠来刻字了。币制改革以后，石匠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为他感到高兴。当初，我们两人就曾以这样的智慧之言相互安慰：一次币制改革，不论它多么乐观，也不能阻止人们死去，随后来买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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