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见到尸体时，那已完全是另一副样子。脑颅已施过环锯术，锯碎了一半，死后仍然保存下来的那种俊秀的面容如今已不复存在。另外，神父把破碎的肠子统统掏了出来，但是最后不知如何处理，气得他只好为这些东西作过祝福后扔进垃圾桶里。最后，趴在学校窗户上看热闹的人都感到索然无味了，而助手则昏厥过去。至于拉萨罗·阿蓬特上校，他曾经目睹和制造许许多多次镇压性大屠杀，最后竟成了素食主义者和信奉招魂术的人。神父在掏空了的躯壳里塞满破布和生石灰，然后用麻绳象缝大包似地把躯壳草草缝上，当尸体放进铺有丝缎的新棺材里时，险些没有撑破。“我觉得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些，”阿马多尔神父对我说。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天明时急急忙忙地将尸体埋葬掉，因为保存得很不好，屋里的臭味实在难闻。
礼拜二依然是个令人不安的日子。紧张地工作一整天之后，我没有胆量独身一人睡觉。于是我推开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门，刚好她没有闩上。树上中国式的大灯笼还没有熄掉，设有舞池的庭院里有几处柴灶，上面放着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几个妓女正在上边把她们的舞衣染成丧服。我看到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象往常一样，天明时还没有入睡，也象平时一样，家中没有外人时就一丝不挂。她盘腿坐在“王后”床上，面前摆着一大盘丰盛的吃食：小牛排、清炖鸡、猪肉里脊，四周是香蕉和青菜，即使五个人吃也绰绰有余。毫无节制地吃了一顿，向来是她唯一表示伤心的方式，我从未看见过她这样痛苦过。我和衣躺在她身边，几乎没有说话，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哭泣。当时我在想着圣地亚哥·纳赛尔惨遭杀害的悲惨命运。他不仅死去了，而且被碎尸万段，扔得东一块西一块，直至最后毁灭。这一切使他二十年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了。我梦见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孩子的嘴里喀吱喀吱嚼个不停，半嚼碎的玉米粒落在她的小衣服上。那女人对我说：“这孩子傻乎乎地嚼着东西，有些不雅观。”我突然感到一只手在急促地解我的衬衣扣子，闻到了躺在我背后的那个爱情野兽可怕的气味，她在抚摸我，我陶醉地投入了她深情的怀抱，可是，那女人突然住了手，从远处咳嗽一声，远远地离开了我。
“不行，”，她说。“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不仅是我，那一天一切都散发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气味。维卡略兄弟在牢房里也有这种感受。他们被关在那里，镇长正在想如何发落他们。“不管我如何用肥皂和丝瓜瓤洗擦，也不能去掉那种气味，”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说。他们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虽然累了，但无法成眠，因为刚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又在杀人了。巴布洛·维卡略上了年纪时，企图给我解释那漫长的一天情况，脱口而出：“我好象特别清醒。”那句话使我想到，他们在牢房里最难以忍受的可能莫过于头脑清醒了。
那间牢房三米见方，高高的天窗安了铁条，有一个活动厕所，盆架上摆着脸盆和水罐，两张石砌的床铺上铺着草席。这牢房是根据阿蓬特上校的命令修建的，上校说，没有比这更富有人情味的旅馆了。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同意这种说法，一天到晚，由于乐师们之间争吵他被关在那里，镇长大发慈悲，允许一个妓女陪着他。当维卡略兄弟俩早晨八点钟摆脱了阿拉伯人的威胁以后，也许想到会有同样的美事。那时，由于他们已经服罪而受到了优待，他们唯一感到不安的是那股气味持久不消。他们要了很多水，土肥皂和丝瓜瓤，洗去了臂膀和脸上的血迹，另外，把衬衣也洗了，不过就是没有睡着。彼得罗·维卡略还要了洗涤剂和利尿剂，以及一卷消毒纱布，上午他小便了两次。不过，那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彼得罗·维卡略感到日子越来越难熬了，以致气味的问题退到了第二位。下午两点钟，当热浪简直要把他们熔化的时候，他累得无法躺在床上，同样也无法站立。腹股沟的疼痛一直影响到脖颈，尿闭了，他恐怖地断定这辈子再也难以睡觉了。“我十一个月没合眼，”他对我说。我对他相当了解，知道他的话是真的。那天他没吃下午饭，而巴布洛·维卡略呢，给他送去的东西每样只吃了几口，一刻钟之后，就上吐下泻起来。下午六点，在解剖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尸体时，镇长被紧急召来，因为彼得罗·维卡略坚持说有人给他哥哥下了毒药。“我腹泻不止，”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阿拉伯人干的勾当。”到那时活动厕所已经溢出过两次，看守还带他去了六次镇政府的厕所。阿蓬特上校在那里看见了巴布洛·维卡略。看守把他领进无门厕所，他便哗哗地泻起来，他认为中毒这一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当断定了他喝的水和吃的午饭都是普拉·维卡略给他们送去的时候，这种看法立即消失了。尽管如此，镇长还是放心不下，他把犯人带到自己家中，进行特殊的看守，后来预审法官来了，才把他们转移到奥阿查监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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