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憎恶西班牙人还要憎恶外债,”他说,“所以我提醒桑坦德,如果我们接受贷款,我们为国民做的那些好事将付于东流,因为我们得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偿付利息。现在我们都看清楚了,我们将毁于外债。”
在现政府开始执政时,他不仅赞同乌达内塔关于尊重战败者生命安全的决定,而且为这一新的战争伦理观表示祝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敌人用我们对付西班牙人的做法来对付我们。”就是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恶战。但是,在索莱达小镇上的那些黑暗的长夜里,他在一封叫人受不了的信里提醒乌达内塔,在所有的内战中,总是最残酷的人获胜。“请相信我说的,大夫,”他对医生说道,“我们的威严,我们的生命只有用我们敌手的鲜血才能保存。”
突然,他的暴怒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象它发生时一样突然,将军对刚刚被他辱骂过的军官一一予以历史性的赦免。“不管怎么说,是我错了,”他说,“他们想到的只是争取独立,这是件直接而具体的事情,唉,而且干得不错!”他向医生伸出骨瘦如柴的手,让帮他站起来,他长叹了一声结束道:“相反,我却在寻找一种虚无东西的梦幻中迷失了方向。”
就在那些天里,伊图尔维德的去留一事决定了。10月末,他接到了他母亲的一封信,一般都是从乔治敦写来,告诉他说,墨西哥自由派力量的发展使他们一家重返祖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他这种欲言又止的迟疑态度,加上他从小就有的优柔寡断的性格,折腾他实在无法忍受。幸好,一天下午,将军倚着他的胳膊在走廊里漫步时,意想不到地给他说起了过去的一件事。
“说起墨西哥.只有一件事的印象不愉快,”他说,“那是在韦拉克鲁斯,码头上船长的一群大猎犬把我准备带到西班牙的两条狗崽撕咬成了碎片。”
不管怎样,他说,那是他的第一次社会经历,给他永远留在心里。他第一次去欧洲是1799年2月,本来只计划在韦拉克鲁斯作短暂的停留,后来几乎停留了两个月,因为下一站停留的地点哈瓦那正遭受英国的封锁。在韦拉克鲁斯的耽搁,使他有时间乘车去了一趟墨西哥城,车子在积雪的火山和光怪陆离的沙漠里几乎往上爬了3000米的高度,这种自然景色与他一直生活的土地、阿拉瓜河流域那充满田园情趣的黎明,没有一点共同之处。“我寻思月球上就应该那个样子。”他说。墨西哥城的空气如此清新,使他大感意外,街头的露天市场多得让他眼花缭乱,而且每一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售卖的吃食里有龙舌兰的红毛虫、犰狳、河蚓、蝗虫卵、蚱蜢、黑幼蚁、山猫、蜜渍水蠊、玉米蜂,家养鬣蜥、响尾蛇、各种飞鸟,矮脚狗,还有一种不停地跳动的、好似有生命的菜豆。“凡能走路的东西都吃。”他说。城里流淌着无数条清沏河渠,油漆着明快色彩的小船,还有繁茂艳丽的鲜花,都使他惊讶不已。但是2月的短暂白昼、沉默寡言的印地安人和下个没完的毛毛细雨使他沮丧扫兴,日后,在整个安第斯山地区,无论在圣菲、利马还是拉巴斯,这一切都将使他感到压抑、憋闷,当时,他只是第一次感到难受。一位通过朋友介绍的主教拉着他的手去谒见总督,他觉得这一位比主教更象主教.总督对这个面容消瘦、皮肤棕黑,衣着考究的小青年几乎没有怎么注意,年轻人还向他表示说自己是法国革命的崇拜者。“这本可以使我送命的,”将军说道,并觉得这件事挺有趣。
“也许当时找想,对一位总督,应该谈点政治,这是我16岁时所唯一知道的事情。”从韦拉克鲁斯继续旅行之前,给他的叔叔佩德罗?帕拉西奥斯——索霍写了一封信,这将是他第一封被保存下来的信。“我的字写得这样差劲,以致我自己都看不懂写的什么,”说到这里,他自己都快笑死了,“但找向我叔叔解释说,字写得如此糟糕,是由于旅途太疲倦。”在一页半的信里有40个书写错误。
伊图尔维德对他所讲的这些,无法说出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从记忆里已搜索不出更多的东酉了。所有残存在他脑海里的有关墨西哥的印象都是不幸的回忆,这种不幸的回忆使他那天生伤感的性格变得更加忧郁,将军应该理解他。
“别留下来跟乌达内塔跑,”他说,“也别和您家里人一起到美国去,那是个无所不能又非常可怕的国家,它有关自由的神话到头来将给我们大家留下一片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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