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一次，图拉差一点把我们这种兴致给搅了。她煮好汤之后，吓唬燕妮说：“要是咱们现在喝汤，咱们俩每人都会生一个孩子，而且都是他的。”可是我并不想做父亲。燕妮认为这种事对她来说为时尚早，她最最想做的事是跳舞，在柏林跳，在各地跳。
有一次，在我和图拉之间因为生孩子的事出现了相当紧张的对立情绪。这时，图拉在天鹅之家强迫燕妮往身上放九条欧洲医蛭：“要是你不马上做这件事，我那个在法国打仗的大哥马上就会流血而死。”燕妮把九条欧洲医蛭全都放在身上，到处都是。她面色苍白，然后就昏了过去。图拉溜走了，我用双手把欧洲医蛭扯掉。因为它们还没有吸饱血，全都黏在身上。有几条爆了，在这之后，我还得给燕妮清洗。她身上接触到水，又苏醒过来，但仍然没有血色。她马上就想知道，图拉在法国的哥哥西格斯蒙德-波克里弗克现在是否得救了。
我说：“现在肯定得救了。”
乐于牺牲自我的燕妮说：“那我们每隔几个月就重复一次这种事。”
我劝告燕妮：“我在报上看到，他们现在到处都有库存血。”
“啊，原来是这样。”燕妮说着，感到有点失望。我们坐到天鹅之家旁边，坐到太阳下面。在一平如镜的股票池中，映照着冰库大楼宽大的正面。
图拉，对你——
我要讲讲你所知道的事情。冰库大楼是一座平顶的盒式建筑物。他们把这座大楼的各个角落都用油毛毡包了起来。它的门是油毛毡门。没有窗户。这是一个没有白点的黑骰子。我们总得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它同库登佩希毫不相干；尽管它不是用铸铁而是用油毛毡包起来的，尽管燕妮再也不怕库登佩希，而且老想走到冰库大楼里去，不过，很可能是库登佩希把它放到那儿去的。当图拉说“现在我想要个孩子，马上就要”时，燕妮就会说：“我很想看看冰库里面的情况，你也去吗？”我既不想要孩子，也不想进冰库；我的情况如今也差不多如此。
冰库大楼同我们木工作坊院子里空荡荡的狗舍一样，散发出一种气味。只不过狗舍没有平屋顶罢了，尽管有油毛毡，它还是散发出迥然不同的气味——仍然发出哈拉斯的气味。虽说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并不想养一条新的狗，却没有让人把狗舍劈成小木头，相反，当所有的伙计站在木材刨台边开动机器，所有的机器都在刨木材时，他往往站在狗舍前凝视着它，长达五分钟之久。
冰库大楼映照在股票池中，使池水变得阴森森的。尽管如此，池里仍然有鱼。嘴唇凹陷的嘴里含着口嚼烟草的老人在小锤公园岸边垂钓，傍晚时分钓到手掌般大小的拟鲤。他们不是把拟鲤又扔回池里去，就是把它们送给我们，因为人们本来就不能吃拟鲤。它们全身浸透了腐臭气味，就是在干净水中，也去不掉它们身上的臭味。有两次从股票池里打捞出尸体来。在施特里斯巴赫河的出水口前，一道铁制的堰闸挡住漂木。尸体就在那儿漂到岸边。有一次是一个老头，有一次是一个佩隆肯的家庭主妇。每次我都去迟了，没有看到尸体。就像燕妮要求走进冰库，图拉希望有个孩子那样，我很想看一具真正的尸体。可是，如果在科施奈德赖有亲戚去世——我母亲在那儿有婶婶和堂姐妹们——我们赶到奥斯特尔维克时，棺材往往已经盖起来了。图拉断言，在股票池池底有小孩，是捆上石头沉下去的。而实际情况是股票池为小猫、小狗提供了葬身水底的场所。就连比较大的猫有时候也在随波逐流，全身肿胀地漂来漂去，最后在堰闸边被挡住，被城市管理员——此人就像帝国邮政部长一样，名叫奥内佐尔格——用带钩的竿子捞起来。可是，股票池并非因为这个原因才发臭，它之所以发臭是因为啤酒厂的废水流进池中。一块木牌上写着：“禁止游泳”。我们不游，只有那些印第安人村的男孩子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这儿游泳。那些人身上总有一股股票啤酒味，甚至在冬天也是如此。
池子后面的园林移民区一直延伸到飞机场，所有的人都这样叫这一地区。在移民区内，住着多子女的码头工人、孤苦伶仃的祖母们和已经退休的泥瓦工工头。我从政治的角度猜出了印第安人村这个名字的原委：因为从前，在战前很久的时候，有很多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曾经住在那里，印第安人村很可能就是由“赤色村”演变来的。在瓦尔特-马特恩还是一名冲锋队队员时，在印第安人村至少有一个席豪移民区的工人被杀害。在《前哨》上面写着：“印第安人村谋杀案”。可是杀人凶手——很可能是九个身穿防雨大衣的蒙面人——却从未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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