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你们！你们哭什么！”
我吓得心里怦怦直跳，努力鼓起勇气，说：“因为太冷了。”男孩子抽搭得更厉害了。于是警察对我们说道：
“你们想一想，前线正在打仗！你们能因为天冷一点就哭吗？不要哭了！”
我们止住了哭声，警察又接着说道：
“行了，走吧！不就是冷一点吗？不要哭了！”
那时候，我知道了“对战争来说，哭是没有用的”。所以，从那以后，在战争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哭过。那天和我手拉手的那个男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呢？冻得僵硬的两只手拉在一起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可是５０多年已经过去了，那个男孩子还记得那一天的事情吗？
站在掌声中，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能够这么自然地站在人们面前？”
说来也许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我从小最讨厌的就是站到大家面前干什么了，那样我会非常害羞。如果是在朋友们之间玩玩笑笑，或者站在地上比较高的地方说话，我是非常喜欢的，可是一旦让我站到学校礼堂的台子上之类的地方，哪怕只比平地高一点，让我“表演点什么”的时候，那我就绝对不行了。
有一天，巴学园的校长先生想出一个好主意，就是中午大家围成一圈在礼堂里吃饭的时候，让一个人站到正中间说些自己喜欢的话题。先生根据自己在国外生活的经验，认为今后孩子们有必要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自由地、毫不拘谨地表达出来，所以先生和孩子们商量：“我们来试试这个吧！”我们都觉得非常有趣，大家十分赞成。说是“大家”，其实全校学生总共也就５０人。我们班级有９个人。我决定要说《公主和王子》的故事。那时候，我觉得把自己喜欢的公主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并不是讨厌的事。无论是擅长表达的孩子，还是不善言辞的孩子，每天轮流站到大家面前说话。我很喜欢这样做，自己讲了好几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旦要我站到台子上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紧张不安。校长先生有一天让我站到台子上，说：“来，唱一首歌怎么样？”我非常喜欢校长先生，想尽量顺应先生的意愿，所以就站到了台上。唱的歌就是当时大家都学过的那首《故乡》，开头就是：
“追逐小兔子的那座山啊……”
校长先生弹起了钢琴，我准备开口唱了。可是我只发出了“追——”这一声，无论先生怎样为我弹着前奏，努力使我容易开口唱，我都只能发出“追——”的声音。这个“追——”就是“追逐小兔子”的那个“追”。一连试了好几回，我拼尽全力却只能发出“追——”这一声，简直像是呻吟一般。终于，先生只好放弃了想让我唱歌的努力。
如果先生看到现在的我，他会说些什么呢？先生所见的我，是那个只会哼哼一声“追——”的可怜的小女孩。但是，先生的话一定会让我更加自信。先生对低年级的我每天都要说好几遍：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先生一直不断地对我说着这句话。那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到“真是”这个词，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好孩子。先生的这句话让我拥有了自信，“因为老师说我是好孩子嘛”。
如果先生看到我站在如雪花般飞舞的彩屑中，被热烈的掌声所围绕着，我想，他一定会说：
“怎么样，我说过吧？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观众席上，伴随着掌声同时响起的是观众们的欢呼声，其中有男子响亮的声音，也有声音很小且有些拘谨，却饱含感情的女子的声音。
望着向观众席飘落的彩屑，我用力地挥手和季节剧院告别。
新年结束后，我去听了斯诺勃利先生指挥的德莱斯汀国立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非常喜欢第九交响曲，特别是每当听到《欢乐颂》，心中就充满了喜悦。（可能大家都是这样的吧。）“音乐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这句话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这一次我去听第九交响曲的时候，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２０年前，我用《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的版税创建了社会福利法人小豆豆基金会，用
于全方位地支持日本第一个专业聋哑人剧团。每当别人问起：“为什么要创建这个剧团呢？”我总是会说：“我出生在音乐家的家庭，从小就有很多机会去大厅或会堂参加音乐会，我自己成为演员以后，更是经常去看戏剧、歌剧和芭蕾等。大家都会发表‘那个不错，这个没意思’等个人意见，但是失聪的人却极少有机会真正感受到有趣，感受到理解的滋味。所以他们去剧院和音乐厅的机会就非常少了。因此，我希望能够有一种演出，使听得见的人和听不见的人都能感到同样的快乐。”我总是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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