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吗？”拜伦说。“我身上没有钱了。”
早在三月里，杰斯特罗接受一家美国杂志约稿，准备为即将举行的赛马写一篇特稿。这样他必须放弃去希腊旅行的计划，因为赛马是在七月和八月举行。可是这笔稿费优厚得近于荒谬的程度。他说，因此他舍不得拒绝。他跟娜塔丽说，她要是肯去观看赛马，代他做调查研究工作，那么他就给她一半稿费。娜塔丽立刻答应了，没想到——拜伦是这样看的——她叔父是要阻止，至少是要延迟她去华沙的旅行。杰斯特罗有一次毫不含糊地说，娜塔丽那么追斯鲁特不是有身份女子应有的举动，也不是好的策略。拜伦琢磨斯鲁特并不想跟娜塔丽结婚，也明白是为什么。对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在这样的时候娶一个犹太女子做妻子是灾难性的；虽然拜伦觉得，要是他处于斯鲁特的地位，他会为了她高高兴兴地离开外交界。
娜塔丽当天就写信给斯鲁特，通知他说要把去华沙的日期延迟到八月赛完马以后。拜伦看着她在打字机上打出那封信，竭力不让心底里的喜悦露到脸上。他心想，她也许去得成，也许去不成！也许在这期间会爆发战争，阻止她前去。拜伦希望，希特勒如果真要进攻波兰，那么最好快点动手。
她写完信，他就用同一架打字机给他父母写了那封难得的长信。他本来只想写一页，结果写了七页。这是好几个月内他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他一点没想到他已在信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坠入情网的年轻人。他还以为自己只是在描写他的工作、他的雇主，还有那个跟他一起工作的可爱姑娘。因此帕格-亨利白操了一番心，写了那么严肃的回信。拜伦接到信时，感到又是吃惊又是好笑。他根本没想到要跟娜塔丽结婚，就好象他根本没想到要改信伊斯兰教一样。他只是被爱情迷住了心窍，那个年轻女子简直可以说近在身旁，远在天边。他觉得现在只要能跟她厮守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他又写了封信向他父亲解释明白，可是，这封信到达华盛顿时，亨利夫妇已经启程去德国了。
罗达嫁给海军军官这么多年，却始终不习惯于整理行装和搬家。她干起来倒很在行，开列长长的名单，记起各种琐事，半夜里醒来匆匆记下笔记，不过她也会一下子变成泼妇，从黎明到深夜，屋里到处可以听到她忿怒的声音。帕格整天呆在海军情报部里，拚命研究德国，连饭都在陆海军俱乐部里吃。然而，尽管日子紧迫，罗达却办得头头是道：贮藏好家具，锁上屋子准备出租，付清欠账，收拾好她自己的衣服和帕格那只装便服和军服的沉重大衣箱，还把梅德琳送到自己妹妹家里。
大邮船弯弯的黑色船尾高矗在河边石子路上，船尾上横写着“不来梅”几个金色大字。金字上面，迎着赫德森河上吹来的凉爽而带有鱼腥臭的微风，一面极大的红旗在飘扬，露出中央白圈里一个黑色大A字。
“老天爷，这一切都实有其事。”梅德琳从出租汽车出来的时候跟华伦说。
“什么实有其事？”华伦问。
“哦，关于希特勒的一切。纳粹、‘元首万岁’、焚书——在报上读到这一切，总觉得那么可笑、那么疯狂，简直难以相信是真的。可是瞧，A字就在那里呢。”
维克多-亨利抬头瞟了一眼纳粹国旗，整个脸儿都皱蹙成一团。罗达在兴致勃勃地吩咐脚夫搬运行李。“装运这只桶还必须得到特别许可。希望我们的德语没有白学。你们跟我们一起上船去看看吧。”
他们坐在镶有阴暗的雕花护墙板的头等舱房里，在一大堆手提箱和衣箱中间凄凄凉凉地说着闲话，后来坐立不安的罗达忽然跳起身来，拉着华伦一起到邮船的甲板上散步去了。梅德琳趁机告诉她父亲说她不想继续念大学了。跟她呆板的姨母和更呆板的姨父以及两个孪生表弟一起生活两年，她说，是她怎么也受不了的。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念了两年大学，老有好几门课不及格，”维克多-亨利说。“你总不能整天躺着看《时装》杂志一直到出嫁吧。”
“我要找个职业。我可以工作。我对学校腻烦透了。我讨厌读书。我一向对读书不感兴趣。我不象您，也不象华伦。我揣摩我倒更象拜伦。我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我也一向不喜欢读书，”亨利回答说。“谁也不喜欢读书。你只是做你应该做的工作，而且应该把它做好。”
女儿笔直地坐在大圈椅的边沿上，露出最讨人喜欢的微笑。“求求您！先让我休学一年吧，我保证我干得了。纽约的无线电中心有不少工作给年轻姑娘做。我要是干不了，就一定老老实实回大学去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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