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帕格再三说新郎时间很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华伦仍然坚持要到机场去。“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们？”华伦一再地这样说，罗达和杰妮丝也卷入这场辩论，结果是亨利一家加上新娘和娜塔丽全都塞进拉古秋的卡迪勒克牌大轿车。
罗达出来时手里拿着一瓶香槟酒和几个酒杯。“我们这个家让这个倒霉愚蠢的战争弄得七零八落。”她说，并且把酒杯传给大家，这时拜伦正在发动汽车。“这是经过多少年了我们才第一次聚会一起？可是我们在一起连十二个小时都不到！我说，既然是个短时间的团聚，就应该快快活活。谁唱点什么？”
于是，在卡迪勒克牌轿车开往机场的路上他们唱起《喇叭裤》、《她头上结了一条黄丝带》、《我有六便士》和《友谊地久天长》。娜塔丽挤在罗达和梅德琳中间，想和大家一起唱，可是她就会唱《友谊地久天长》这一支歌。罗达把一个杯子硬塞给她，并且斟得满满的，酒的泡沫流到姑娘的手指上了。
“哎呀，对不起，亲爱的。还好，幸亏你的衣服是黑色的。”她一面说一面用手帕擦娜塔丽膝盖上的衣服，当汽车驶进机场入口时，他们正唱着一支娜塔丽从来没听见过的歌，这是帕格从加利福尼亚带回来的，已经成为他们家庭最爱唱的歌：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直到我们在耶稣脚下见面，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上帝保佑你，直到我们再见面。
罗达-亨利用香槟酒浸湿的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她说，华伦的婚礼非常令人满意，她这是由于幸福而流出的眼泪。
法国眼看要垮了，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人类的命运现在已取决于飞机。当时地球上只有几千架飞机。一九四○年的螺旋桨军用飞机，跟后来人们所制造的飞机相比，毁灭力量不算很大。但是它们可以击落对方，可以通行无阻地轰炸后方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多年以来就把从空中对城市的密集轰炸看成是战争中最终的和难以想象的恐怖。但是到一九四○年，德国人不仅想到这样做，而且已经两次这样做了：一次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次在波兰。日本人同样也从空中轰炸过中国城市。显然这种最终的恐怖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虽然给它所起的文明的名称“战略轰炸”一词还没有广泛流行。因此，英国领导人面临一种痛苦的抉择：究竟是把他们仅有的一些宝贵的飞机送到法国去跟德国人作战呢，还是把它们留在本土保卫城市和沿海。
法国拥有的飞机更少。法国没有在战前建立起一支空军力量，光是修筑马奇诺防线。他们的军事思想家认为，飞机在战争中是侦察兵，是可以螫人的昆虫，有作用，可以扰乱并杀伤敌人，但不能够决定胜负。当法国这个国家在德国俯冲轰炸机袭击下象花瓶中了子弹那样裂成碎片的时候，法国
总理向罗斯福总统突然发出一个疯狂的公开呼吁，要求派“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来支援。但是美国没有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可派。可能法国总理并不知道美国的空军数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战斗机的航程都不超过二百英里，法国政界人士当时对情况了解的水平是很差的。
与此同时，英国飞行员在比利时和法国战场上学习到不少重要东西。他们能够击落德国飞机，而且击落了很多架，但是许多英国飞机也坠毁了。当法国战役还在进行时，法国恳求正在撤退的盟国把它们的全部飞机都投入战斗。英国没有这样做。他们的空军司令道丁告诉温斯顿-丘吉尔说，二十五个中队必须留下来保卫英国，不能动用，丘吉尔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一来，法国的崩溃就命中注定了。
在大崩溃时期，温斯顿-丘吉尔于六月九日给老斯末茨①
将军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位军界前辈曾责备他违背了战争的首要原则，没有把一切力量集中使用在关键的地方。丘吉尔指出，由于当时双方空战中使用的战斗机都是短程的，因此距自己机场较近的一方在战斗中具有极大有利条件。
①斯末茨（1870-1950），南非军人及政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南非军司令，战后任南非总理。丘吉尔称之为“英联邦的元老”。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敌我双方数量相差悬殊，那些传统的原则应有所改变，”他这样写道。“我认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希特勒进攻我国，这样就可以毁掉他的空中武器。如果他进攻了，那么冬天他将面临着这种局面：欧洲在他脚下挣扎，美国在总统选举结束后很可能对他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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