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指希特勒。
“你说得仿佛我是个白痴似的，”娜塔丽啜着香槟酒说。
“你是个女孩子家。这一点你不容易记住。小时候你就是这个样子：爬树呀，跟男孩子们打架呀。嘿，那么我一个人守在这儿吧，这我倒不在乎。”
“先生，您不去希腊吗？”拜伦说。
“我还没一定。”杰斯特罗看到他们迷惘的神情，笑了。
“我在护照方面有点麻烦，我一直也没去纠正它。我不是美国出生的。我父亲入了美国籍，我也就归化了。如今，一重换护照，才知道原来还牵涉到什么公交手续。尤其我已经九年没回去了。这个问题在八月底以前也许可以澄清，也许不能。如果不成，那我就明年春天再作那次旅行。”
“这个问题您可一定得解决，”拜伦说。
“啊，自然。领事说，这类事情以前很好办。可是自从大批难民从希特勒那里往美国逃，规章严起来了。嗯，勃拉尼，这么说来再过几个星期你和娜塔丽就要去华沙啦！我再高兴不过了。我相信她很需要个保镖的。”
“埃伦，你也可以爬树去了，”娜塔丽说。她脸变得粉红了，他叔叔朝她笑了起来——一个星期以来他头一回笑得这么畅快。
“我希望你们会想办法会会我的表弟班瑞尔，”杰斯特罗对拜伦说。“自从我离开波兰以来，我就没再见到他了。可是
我们每年总要通上这么三四回信。临机应变一直是他的长处。”
帕米拉开车送亨利中校和她父亲去斯维纳蒙台。本来坐火车可以更快一些，但是亨利想看一看这里的农村和小城镇，而那个英国人也正求之不得。他说，如果呆在城市外面的话，你几乎会喜欢起德国人来。帕格对这位姑娘的开车法感到吃惊。当她在柏林周围开这辆租来的梅塞德斯牌汽车时，她驯顺地遵守一切交通灯和速度的规定。可是一上了公路，她就让速度指针猛冲到每小时一百五十公里。风呼啸着，塔茨伯利侃侃谈着，他不大留意窗外驰过的风景。
他现在认为仗也许打不起来了。英国人终于认真地和俄国人谈判起一个军事同盟。他们开始加快飞机生产的速度，不久就将赶上他们在一九三六年失去的空军对等力量。他们对波兰所做出的保证是向希特勒表明张伯伦这回是说了算的。在但泽的纳粹党已经不闹事。墨索里尼已经干脆对希特勒说（根据塔茨伯利的内幕消息），他还不准备打仗。这位记者估计还有两三年的喘息时间。有这期间，感到吃紧的民主国家重整军备的速度总比德国人可能做的要快。被逼到绝境的独裁者最后要末垮台，要末发动战争然后被粉碎——或者很可能被刺死。
“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老早没有人用枪把他干掉。他是带着护身符的，”塔茨伯利大声说。这时，他们的汽车为了越过一长列满载着油漆成灰色的崭新的陆军坦克、轰隆作响的卡车而飞驰开上一条能并排走两辆车的路。帕格-亨利紧紧抓住扶手，因为另一辆卡车又从对面开来，胀满得象个氢气球。这辆车开过时，先发出一声怒号，随着又是一声尖锐的嘶叫。半秒钟之前，帕米拉已风驰电掣般从两辆卡车之间闪出来，开上自己的道路，然后用空下来的一只小手把前额垂下来的头发拢了上去。“可是他的那道护身符依靠他的成功。一旦他往前冲不成了，就要失去灵效。在他飞黄腾达的过程中，他可杀害了不少人。那些人全有亲属。”
格罗克中校开着一辆小汽车到基地大门迎接他们。塔茨伯利勉强挤进了车。帕米拉呼地一下开到一家旅馆去了。有时坐车，有时步行，格罗克领着他们两人穿过斯维纳蒙台船坞巡回了很长一段路。那是个晦暗的下午，天空一片低垂的乌云酝酿着一场雨。度过柏林的闷热天气之后，波罗的海上吹来的潮湿的东风来得分外凉爽宜人。维克多-亨利感到那平坦、多沙、荒凉的海岸基地很象新伦敦①。其实，倘若不去理会挂的旗帜和标志，大国的海军设施都是难以分辨的。它们都仿效英国海军（是它首先把工业时代引入海上作战），做着同样的事情。一条条低矮的黑色德国潜艇成群地系在长长的码头上或者停在干船坞的船台上；沥青的气味，炽热的金属，海水；头上起重机缓慢的叮当声和尖锐的嘶叫声；焊接器火舌的闪光；紧铆器嘎啦嘎啦的声响；一段段直的或弯曲的钢构件，漆成黄色或红色的雷管在半空晃动；巨大的敞棚车间；堆积成山的钢管、钢缆、木料和汽油桶；一群群穿着脏工作服、戴了护目镜和硬壳帽、满身油垢、满脸笑容的男人们；停在横木上、用木料支撑着、朝污水倾斜着的半完成的船身——他恍如身在日本、法国、意大利或美国。真正的区别——决定性的数目字和行动的特征，那是辨别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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