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尼采把人分为“主子人”和“奴隶人”，摈弃传统的善恶观念，认为基督教义是“奴隶道德”的基础。
顺带讲一讲。我回到巴塞尔，正赶上参加已经结婚的伊丽莎白家举行的第一次社交晚会。旅行归来，我皮肤黝黑。精神抖擞、心情愉快，还带去了许多小小的、快活的回忆。那位美貌的太太对我青眼相加，分外亲切，整个晚上我陶醉在我的幸福之中；过去由于求婚晚了一步而丢丑，竟没有享受到这种幸福。我尽管有了在意大利获得的经验，却始终还对女人有点不信任，她们仿佛非要从那些爱她们的男人的绝望痛苦中获取她们残忍的欢乐不可。我曾经从一个五岁男孩的嘴里听到过有关小学生活的一则小故事，它为这种败坏妇女名誉的不堪情况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在这个男孩念书的小学里，流行着下面这种奇怪的、象征性的习俗。一个男孩子如果太过淘气而犯了大过错，就得被罚打屁股。六名小姑娘被派去把他按在长凳上，而他被扒下裤子，十分难堪，正在拚命挣扎。被派去按住受体罚的孩子，据说是最高享受和莫大荣誉，每次都由六名最守规矩的小姑娘、也即当时品行优良的模范去享受这种残忍的欢乐、这则可笑的关于儿童的故事促使我去思考，甚至好几次溜进我的睡梦，因此，我至少从梦里的经历得知，一个人在这样的处境下心里是多么痛苦。
我同从前一样，并不看重自己写出的那些文字。不过我可以赖此生活，还有了点积蓄，有时也给我父亲汇一点钱去。他兴高采烈地拿着钱去酒店，在那里为我大唱赞歌，甚至想到要反过来替我出点力。我曾经告诉过他，我多半是靠替报纸写文章糊口。他便把我当成了农村地区报纸的编辑或记者，于是，口授了三封信寄给我，告诉我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并且相信，我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材料，写成文章去挣钱。一封信讲一次谷仓失火，第二封谈两名登山的游客失足坠亡，第三封写一次乡长选举的结果。这些报道本身就是用怪腔怪调的报刊文风叙述的，使我读了真正感到高兴，因为这的确标志着他同我之间有了亲切的关系，又是多年以来我收到的第一批家乡来信。这些信也是对我写的文章的无心的嘲弄，真使我读后神清气爽；因为我月复一月地评论的那些书，它们的出版就重要性和影响而论，远远及不上在农村发生的那些事件。
当时正好出版了两本书，书的作者我在苏黎世时就认识，当年是两个癫狂多情的青年。现在一个住在柏林，专写这个大都市的咖啡馆和妓院里种种龌龊下流的事情。另一个在慕尼黑郊外给自己盖了一所奢华的隐居别墅，时而神经衰弱地作自我观察，时而乞求招魂术的刺激，恍恍惚惚，鄙视一切而又悲观绝望。我得评论这两本书，自然也就不怀恶意地开了开他们两个的玩笑。那个神经衰弱者只来了一封信，采用不折不扣的王公贵族的文体，表示了他的鄙夷不屑的态度。那个柏林人却在一本杂志上进行恶意的诽谤，说我无视他的严肃认真的意图，还搬出左拉来作佐证，并借着我这篇不识货的评论，不仅痛骂了我，甚至痛骂瑞士人自命不凡却又思想平庸。可是此人当年在苏黎世的那段日子。或许是他的文人生涯中唯一比较健康和差堪自慰的岁月呢！
我从来不是特别有爱国心的人，但是我觉得这种柏林人的老大作风未免太过分，使发表一封长信来答复这位愤愤不平者。我在这封信中毫不隐讳地说出了我对于自吹自擂的大都市时髦文化的蔑视。
这场争论使我精神为之一爽，并促使我重新仔细思考我对干现代文化生活的看法。但这件工作既费力又沉闷，也没有探究出多少振奋人心的结果。假如一开始我就保持沉默，照样无损于我的评论。
同时，这番努力还迫使我对于自己和计划多年的毕生著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读者知道，我心中的宿愿便是要用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使当今的世人去接近和爱自然的宏伟而无言的生活。我要教他们去倾听大地的心脏的搏动，参加到宇宙万有的生活中去，使他们在为小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不是神，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所创造，而是大地和宇宙万有的儿女和组成部分。我要使人们联想到，一如诗人的歌和我们夜间的梦，江河、海洋、浮云和风暴都是渴念的象征和承受者。它们展翅于天地之间，其目标便是不存怀疑地确信自己享有这种宇宙公民的权利，确信一切有生命者的不朽。任何生命的最内在的核心都肯定享有这些权利，都是上帝的孩子，毫无恐惧地安宁地偎依在永恒的怀抱里。但是，我们身上所承担的坏的、病的、腐败的一切则相反，这一切都相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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