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带给我的震惊，尸检被拒绝的事实，使我想起童年时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村里的桑椹国王。无可争议的自杀，却不得不做尸检。他在患晚期癌症的最后日子里，只能得到盘尼西林，因为医生没有足够的吗啡。在无法忍受的病痛中，他与死亡定了个约会。他的后院有一棵桑树，上面靠着一架梯子。每年他的鸡都学会在树上睡觉。一到晚上，它们顺着梯子爬上树冠，一排排蹲在树枝上睡觉。天亮后，再顺着梯子下到院子里来。死者的女儿说，通过几个星期的训练，他让鸡们熟悉了他，这样他在上吊的时候，鸡没有受到惊吓飞起来，也没叫一声。那天夜里，院子里非常安静，悄无声息。她夜里三点醒来，起身去看看父亲。床上只有睡衣裤，人不见了。柜子门开着，衣架和他最好的一身西服不见了。她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可能想到院子里走走，减轻一点痛苦，但也不需要礼拜时穿的西装啊。她大着胆子来到院子。月光如洗，院子从黑暗中浮出，鸡像往常一样蹲在桑树上。白色的，尤其是那些白色的鸡，她强调说，像陈列柜里的白瓷餐具一样泛着光。他就在鸡的下面，吊在一根树枝上。他是我的邻居。事情发生后，我再看那棵树时，脑子里总是发生错觉，我不断对自己说：他们用的是同一个梯子，他和他的鸡。盘尼西林医生并不自责，他竟敢怀疑这不是自杀，坚持要做尸检。他把衣冠整齐的死者的尊严从他最好的西装上扒了下来，在炎炎夏日，在院子正中间，靠着桑树的梯子架起屠宰桌，扮演起尸检专家来。死者被解剖，放进他房子里最漂亮的房间后，棺木的盖子立刻被盖上。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看见了他脖子上深蓝色的勒痕，像树上桑椹一样的靛蓝。像鸡头上有冠一样，他脖子上的条纹就是他的冠。死者辞掉了肉身的陪伴，走进另外一种宁静的物质，逃进了果肉里。带着脖子上的勒痕和好西装，他把自己变成了树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桑椹。他是走入地下的桑椹王。
在亚历山大·沃纳的小说《墙中窗》里，出乎意料的是，桑椹王也在字里行间穿行。他在这里变身女人，脖子上的蓝色条纹变成了首饰。她脖子上蹲着我童年时的桑椹王。“她接过父亲递给她的玻璃杯，一饮而尽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粗壮的脖子上有一根黑丝绒带，上面挂着块奖牌。一个月后，我们明白了父亲没错。我问他母亲是如何杀死自己的，我的问题纯粹是个形式，因为我知道，杀死她的是这根黑丝带??恐怕这勒紧的颈带（手指稍微往里一钩，就能把她勒死）是她直挺挺地躺着不动的原因吧。”
朋友死后，再看到绳子总让我感觉异样，我一直避免接触它们。公车上的悬挂把手我不会去碰。大衣挂在立式衣架上，仿佛脑子里响指一打，脚在其中停留了一瞬，随后离地而去。我在车站的书报亭买了张明信片，讲解各式领结的打法。领结是衣领下、环绕脖颈的再明显不过的绳套。我买得太轻率了，我以为自己能够直面这领结的大阅兵。为了驱走恐慌，我长久地盯着它看，直到它不再干扰我。我把明信片塞到抽屉的最下面，一躺就是好几年。我不会把它寄给任何人，也不想扔掉。
谋杀常常被导演成自杀。反过来，轮到自己人时，自杀也可能被说成是意外。所有中上层干部都效仿齐奥塞斯库打猎的爱好，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则是不得已。打猎成了干部们的一项体育运动，森林里的党员活动，最偏僻的小地方的官员也不例外。蒂莫什瓦的一个干部，因为厌倦了生活，在猎鹿时，趁没人注意，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嘴里。报纸的“纸房子”说，他在打猎时意外身亡。我认识一个大学生，她父亲当时也在场，所以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我们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生命的长短全由国家定夺，看到这种报道往往会生出许多苦涩的幽默。我那个四五年后被吊死、档案中被写成是自杀的建筑工程师朋友，听到这“狩猎事故”时说：“原本是猎人打鹿，但鹿却穿过了这位猎人的上腭。”我们就“上腭之鹿”编起了笑话，笑话又带出新的笑话，成了连环笑话：“宁要手中麻雀不要口中之鹿”，或者“宁要村中教堂不要柜下臭虫，宁要柜下臭虫不要棺上盖子”。每个人添点油加点醋，编出一篇即兴童话，一个由零星图像拼成的马赛克，一个压一个，成为小组的一种诗歌练习，用讽刺和挖苦平抑每人心中的恐惧。游戏产生了一种活力，因为每个人都把前面一句进一步推向荒谬。我们的作品像德国童话一样规规矩矩地开始：“从前啊，”紧接着一个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始：“从前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罗马尼亚童话都是这样开始的。以这样一个经典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端，直指政府蹩脚的谎言，已经足够大家爆笑一场。我们还可以这样不断滚动下去：“从前啊，和从前一样，当时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从前啊，也无所谓怎么样。从前的某一次啊，数不清是在第几次了，和从未发生的一样。从前啊，从前的最后一次，打猎时啊，一个猎人，和别的猎人一起，不知道啊，总共是多少猎人。当四周啊，不知道方圆多少里，再没有第二个猎人的时候啊，除了这一个，也不知那是几个猎人当中的第几个??”这种比对要不断升级直到顶点，句子则变成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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