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的母亲都是裁缝。她们的生活内容就是跟亚麻布、衬里、剪刀、针线、纽扣和熨斗打交道。当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聊起他们母亲的疾病时，我觉得像是熨斗的蒸气将她们身上的什么给化软了。她们身体内部落下了病：埃德加的母亲是胆，库尔特的母亲是胃，格奥尔格的母亲是脾。
只有我的母亲是农民，田间劳作将她身上的什么给硬化了。她身体外部落下了病，在腰背。
倘若不是谈起我们那些个返乡的纳粹党卫军父亲，而是谈起我们的母亲，我们惊异地发现，母亲们彼此虽然一辈子都没见过面，却寄给我们相同的信，诉说她们的疾病。
她们委托那些我们不再乘坐的火车，捎给我们关于胆痛、胃痛、脾痛、腰痛的家信。信里装着从母亲身体里剥离出来的病痛，如同那些从屠宰场偷出来的放在冰箱格子里的杂碎。
病痛，母亲们想，是绑住孩子们的绳索。系着身在远方的他们。母亲希望她的孩子寻找回家的火车，穿过向日葵地和森林，露一露脸。
看见一张脸，母亲们想，脸上的面颊或前额就是绑住的爱。看见这儿和那儿出现的第一波皱纹，这些皱纹告诉她们，我们的日子过得比童年糟。
可是她们忘了，这张脸她们再也不能抚摸再也不能打了。碰都不可能碰了。
母亲们的病痛觉察到，对我们而言，松绑是一个美丽的词。
我们完全属于携带桑树进城的那一族，而谈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把自己归入这一族。我们寻找着差别，因为我们读书。当我们找到纤毫的差别时，就像别人那样把带出来的袋子置于门后。
可是从书里面可以读到，门不是藏匿之处。我们可以虚掩，猛地拉开或砰地关上的，唯前额而已。前额后面就是我们自己和父母，母亲们把她们的病痛随信寄给我们，父亲们将他们的愧疚植入最蠢的草中。
夏屋里的书是偷运到国内来的。它们是用风会躺下睡觉的母语写的。不是此地使用的国语。但也不是乡村孩子的床边话。书里写着母语，不过那种禁止思考的、乡村式的沉寂，书里并没有。我们猜想，那里，书的来源地，人人都在思考。我们嗅着书页，却逮到自己正习惯性地嗅着手。我们很惊讶，看书的时候，手不会像看国内书报那样被油墨弄黑。
所有的人，那些带着地域特征在城市穿行的人，正嗅着自己的手。他们对夏屋的书一无所知。可是他们想去那个地方。书的来源地，那里有牛仔裤和橙子，有给孩子们的柔软的玩具，有给父亲们的便携式电视机，有给母亲们的薄雾连袜裤和真正的睫毛膏。
所有的人都靠逃亡的念头过活。他们想畅游多瑙河，一路游到外国的水域。想尾随玉米一路跑到外国的地界。从他们眼睛里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会立刻倾囊买下土地测量员的地形图。盼望着哪天田野里和河面上升起迷雾，躲过边防人员的子弹和警犬，跑掉或游离此地。从他们手上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会立刻制作气球，用床单和小树制成易碎的飞鸟。盼着风儿不要停下来，好让他们飞离此地。从他们嘴唇上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会立刻倾囊跟一个巡道工交头接耳。会攀上货车，驶离此地。
只有独裁者和他的卫兵们不想逃跑。从他们的眼睛、手上和嘴唇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不仅今天要，而且明天还要制造坟墓，用警犬和子弹。也用腰带、瘤子、窗和绳子。
可以觉察到独裁者和他的卫兵们正高高地站在一切逃离计划的秘密之上，觉察到他们在窥伺，在散播恐惧。
傍晚，最后的天光在每条路的尽头又转了一圈。光线咄咄逼人。夜幕降临前，它向周遭发出警告。房舍变得比路过的行人还小。桥变得比桥上驶过的电车还小。树变得比树下走过的脸还小。
到处是回家的路和莽撞的行色匆匆。街上不多的几张面孔没有边。当它们向我走来时，我看见面孔上悬着一片云。几乎已经站在我跟前了，再跨一步，面孔就萎缩了。只有路面的石头很大，保持着原样。再跨一步，悬在额前的云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两只白色的眼球。再跨一步，在面孔走到我身后去之前，两只眼球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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