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看台上的酒吧里每人喝了一杯威士忌苏打，凯瑟琳和一个熟人在谈话，我们又去押马。迈耶斯先生也正好在那儿。
我怂恿克罗威先生去向迈耶斯打听点小道消息。迈耶斯拿出节目表来，用铅笔指了指第五号。我们毫不犹豫地用一百里拉赌第五号马跑头马，又花了一百里拉赌它跑二马，随后又一人一杯威士忌苏打。我们心情非常好。五号马果然赢了，只是所得的付钱很有限。
凯瑟琳不喜欢在这种场合中被众人问起同一个问题：“你是否喜欢赛马，”她厌恶与他们交谈，只想与我单独在一起。我俩随心所欲地押了一匹名叫“为我点燃”的马，这是一匹从来没听过名的马，一匹迈耶斯先生不会押的马。最后它跑了个倒数第二，但我俩的心情很清爽，尽享喝酒赏马的乐趣。此次出行，可谓欢喜而出，尽兴而归。
时值九月，天气骤凉。前线战事很不乐观，意军在培恩西柴高原和圣迦伯烈山损失达十五万人，在卡索高原上也损失近四万人。士兵们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米兰城有过两次反对战争的骚乱，都灵也有一次激烈的骚乱。我们聚集在俱乐部中谈论当前的军事状况，有位英国少校发表了他的高见。他认为今年这儿的战事彻底完蛋，我们都垮了，德国、俄罗斯、奥地利也都垮了，最后哪一回能拼死熬到最后才发觉这一点，便会打赢这场战争。显然，他对这世界充满着悲观的情绪。我忽然想起该去医院了，便起身向他们告辞。
我的腿经过长期的疗养已基本痊愈．但在马焦莱医院所受的机械治疗，还得去几趟才算完事。一路上，我看着一个老头儿正在为两个长得漂亮的姑娘剪影，他动作娴熟，没多大工夫便剪出了两个姑娘的侧面像。他免费为我剪了一张，让我送给我的女朋友。
道谢后，我走回了医院。有一些我的信件。一封是公函，通知我有三个星期的疗养休假，随后得回前线。还有几封信件，一封来自祖父，讲了些家里的琐事以及精忠报国的忠言，还有一张两百元的汇票和一些剪报。其他几封都是老朋友写的。
独自一个在馆子里吃完晚饭后，回到了医院的房间里。换上睡衣裤后，坐到床上翻阅报纸以消磨时光，报纸都已过期，消息很沉闷，我有点心烦意乱。凯瑟琳要到晚上九点钟才来上夜班。她每回都是先到其他病房，然后才走进我的房间。
她进房间后，我首先把收到公函和休假的消息告诉了她。并告诉她哪儿都不想去，只想待着陪她。她表示强烈反对，说我得挑个没有熟人的地方去休假，她会跟着我去的，上哪儿她都不在乎。她说话时神情焦躁不安，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但这事对她来说似乎很难启齿。在我的劝导下，她才吐出了事情的真相，她怀孕已近三个月。她怕我发愁，所以一直瞒着我。她总觉是她自己的错，没有做好防范措施。其实，我根本没有为此事发愁，相反的，我倒觉得是件很自然的事。但她始终诚惶诚恐的，最后只求我找个没有熟人的地方去住上一阵子，至于以后该怎么办，她说由她自己去想办法。
忽然地，我们之间似乎有了一层隔阂，有了一种不自然的感觉。但她的一句“我们俩本是一个人，可别故意产生矛盾”，顿时消解了一切的误会。在她的观念中，我们俩应站到同一战线上去抗击来自外界的敌对势力。我说她是位很勇敢的女性，谁也征服不了她的，并以“懦夫千死，勇者只有一死”这句名言勉励她。但她觉得她的内心是脆弱的，虽然她很希望当一句勇者。
她把内心的秘密告诉我后，我对此事作出的反应似乎很让她满意，那晚她热情高涨，拿出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和一个酒杯要我喝一杯。我一饮而尽。后来，我们开始设想我们的未来，本来她想着战事会在圣诞节结束，但现在恐怕要等到我们的儿子当上统率后方可结束。
后来她去了其他病房，我继续看我的报纸。
当天晚上天气转冷，第二天便下起雨来。我从马焦莱医院赶回来时浑身湿透了。回房后，换了衣服，喝了点白兰地，但这酒喝起来却没有往日的味道。当晚一宿不舒服，第二天便开始呕吐。后经住院医生检查，才知道得了黄疸病。一病就是两个星期，我没能和凯瑟琳去计划好的马焦莱湖上的巴兰萨去渡假。听说那儿有散步的幽径，可以划船到渔夫居住的小岛上去游玩。
有一天，我因黄疸病躲在床上休息，范坎本女士直驱而入，打开我的镜橱，那儿存放着一批空的酒瓶子。对突击检查的结果，她沾沾自喜，不停地质问我为什么不听医生的嘱咐。我声称这些酒都是招待那些来探望我的意大利军官的，当然也很坦然地告诉她我自己也喝。她非常气愤，说她还一直可怜我的黄疽病，简直是白搭。最后，她给我扣了一顶帽子，说我是不愿上前线，才以故意纵酒来害上黄疽病。这可恼怒了我，我反唇相讥，问道：“你是否听说过有人因为想逃避军役而自踢阴部，”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很实际，很刺耳，她只好不理睬。我知道她是满腔怒火离开我的房间的。紧接着，盖琪小姐便进来了，她告诉我范坎本女士正扬言要取消我的休假期。盖琪小姐正打算清理我的空酒瓶时，不料范坎本女士带着个门房进来了，提走了酒瓶子，这是她打报告时的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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