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研究历史而不对其进行次序整理，能写出历史吗？”
“撰写历史当然得进行归纳整理，”老人生气地叫道。“与其他事物不同，任何一种科学全都是一种整理，一种简化，使人类难以消化理解的东西得以消化理解。
我们相信自己业已认识了若干历史法则，我们便可以尝试做一些史实的研究工作。
这么说吧，倘若一位解剖学家解剖一具尸体，一般说来不会碰到令他意外的情况，他会在表皮下层发现一块块的组织、肌肉、韧带和骨骼，与他借以工作的简图一致。
但是，如果这位解剖学家只会照简图工作，而完全疏忽其解剖对象个人独有的特殊真实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个道地的卡斯塔里人，一个玻璃球游戏(58)者，把数学法则用到了最不适用的对象身上了。我个人认为，可以容许历史学家将自己最感人的幼稚信念应用于整理历史和研究方法上，但是还有一个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他必须尊重那不可理喻的真理、现实以及种种现象的独特的一次性。我亲爱的朋友，研究历史不是开玩笑，更不是不负责任的游戏。一个人想从事历史研究，首先得明白自己试图去做的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然而却因其重要性而必须去做的最重要工作。
所谓研究历史，亦即是说他会面对一片混沌，然而却得持有维护秩序和意义的信念。
年轻人，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的工作，也许还是一种悲剧性的工作。“
克乃西特当年给朋友们的书信中大量引用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言论，有一段最具代表性，原话如下：“在青年人眼中，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好像历史大蛋糕里的葡萄于，毫无疑问，他们也属于其实质性主体，但是要想把真正的伟人和表面上的虚假伟人区别开来，绝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简单和容易。虚假伟人之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历史机遇以及他们推测和抓住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的本领。有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更毋庸说那些新闻记者了，都把他们这种预知和把握某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能力称之为：一蹴而就的成功，并说成是伟大人物的一种标记。某个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者的微不足道的下士，或者某个曾经一度控制了一个世界统治者喜怒哀乐的妓女，都是这类历史学家偏爱的角色。与他们相反，那些耽于理想的年轻人，则大都偏爱悲剧性的失败者，殉道者，在重要历史时刻不是出场稍早就是略迟一步。对我来说，由于我毕竟首先是本笃会的历史学家，因而世界历史中最能够吸引我，令我惊奇，让我觉得值得研究的东西，既不是个别人物，也不是军事政变之类，我不关心他们的兴衰成败，我所关怀喜爱，并且永远具有好奇心的是世界上下述现象：例如我们这类宗教组织得以长存的原因。这类组织长期具有生命力，因为它们的宗旨是试图凝聚、教育和改造人类的精神与灵魂，使他们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优生学，通过性灵改造而不是通过血腥手段，变成高贵的人，成为既能统治也能服务的人。阅读希腊历史时，最攫住我内心的并非光辉灿烂的英雄豪杰，也不是在安哥拉广场上的大声呐喊，而是某些精神探索，譬如毕达哥拉斯兄弟会或者柏拉图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例子是儒家体系之历久不衰。而在我们西方历史上，首推基督教以及作为其结构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教会组织，在我眼中，这才是具有主要价值的历史组成要素。一个幸运的冒险家成功地征服或者建立了一个国家，使之维持了二十年、五十年，或者甚至持续了一百年之久；或者，某个富于高尚理想的国王或者皇帝尝试推行某种比较正直的政治或者努力实践某种文化改革梦想，一度获得成功；
又或者某个国家或者某一团体在重大压力下居然能够承受艰苦并目。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引起我的兴趣，远不及我们宗教团体始终不渝、全力以赴地工作那么吸引我，在这些工作中，有些已延续了一千年甚至两千年之久。对于神圣的教堂，我不拟说什么，因为这是超越我们信徒之上的事情。我可以谈谈各类教派组织，例如本笃会、多明我会以及后来的耶稣会等，全都持续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尽管时兴时衰，时而侵犯别人，时而适应别人，总算也全都保持了各自的面貌和声音，维护了自己的姿态和独特灵魂，看样子还会延续好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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