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话题已逐渐接近了现代文化概念诞生的源头。这些文化概念中最重要之一就是新出现的学科：音乐史和音乐美学，然后就是突飞猛进的数学，东方旅行者们的智慧又替它们增添了若干光彩，而同音乐的新构思与新阐释之诞生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业已老化的文化所持的勇敢态度——既开明又屈从。种种具体事实无需在此多说，因为大家都已十分熟知。人们对文化的这种新态度，可以说是在文化发展历程中调整了从属关系，所产生的最重大后果便是大家逐渐放弃创造艺术著作，精神工作者们逐渐逃离熙熙攘攘的尘世。最后，重要的情况便是玻璃球游戏(7)的兴起与繁荣。
早在1900年初，副刊文字还处在顶峰时期，音乐科学之日臻深化对玻璃球游戏(7)的开创无疑具有巨大影响。我们作为音乐科学的继承人，相信自己对以往伟大创造性世纪的音乐，尤其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音乐，不仅知道得较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识得也较深。当然，我们作为后来人与古典音乐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创造性时代的人。我们对常常令灵魂忧郁的真正古典音乐所怀有的敬意，与我们对当时那些自然纯朴音乐演奏的喜爱欣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常常在羡慕欣赏之际，却忘却了其诞生的处境和命运之艰辛。几乎整个二十世纪都把哲学或者文学视作从中世纪迄今伟大文化纪元留存下来的不朽成就。然而，我们看到，后来的几代人让数学与音乐取代了它们的位置。自从我们（大体而言）放弃与后来几代人进行创造性竞争以来，自从我们不再崇拜音乐创作中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和谐与纯粹的动力学感觉以来——那却是从贝多芬以及浪漫主义初期开始便支配音乐创作整整两个世纪之久的狂热崇拜，我们相信——当然只是按照我们缺乏创造性、却值得尊敬的方法——，我们这才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所继承的那个文化的大致面貌。如今我们已不再有以往那些时代的旺盛的创造欲望。十五、十六世纪的音乐风格竟能毫无变化地长久保持至今，简直让我们难以置信，为什么那时候创作的大量音乐作品里几乎没有丝毫卑劣气息呢，为什么十八世纪开始蜕化变质，冒出那么多五花八门的风格、时髦的和流派的，尽管大都昙花一现，却充满了自信。但是我们深信，我们已领悟了今天称之谓古典音乐的秘密，了解了那几代人的精神、道德和虔诚，并且把这一切都视为自己的典范。譬如我们今天对十八世纪的神学和教会文化，或者对启蒙时代的哲学，都已很少关注，甚至全不重视，但是我们在巴赫创作的合唱曲、基督受难曲和前奏曲里却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令人精神升华的力量。
此外，我们的文化对音乐的态度还有一个古老而值得崇敬的范例，这也是玻璃球游戏(7)为之表示高度尊重的范例。在充满传奇色彩的列国并存时期的中国，音乐在全国上下起着一种具有支配力量的作用。人们甚至认为，音乐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文化、道德，乃至国家的状况。音乐大师们被赋予了严格卫护“传统音调”之纯洁性的重任。音乐的衰落便成为一个朝代和一个国家灭亡的确凿象征。作家们写下了许多可怕的故事，描述种种逆天行事的靡靡之音，例如被称之为“亡国之音”的“清商”和“清角”，在皇宫里一旦奏响这类亵读神圣的音调，顿时天昏地暗，城坍墙倒，王朝与国家也随即消亡。古人们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里只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里论述音乐的章节中摘引数段：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生两仪，两仪出阴阳。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唯得道之人，斯可与音乐。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
沉沦之国，颓废之人，亦不可无乐，但其乐不欢。是以，乐愈杂，则民愈衰，国愈危，君愈消沉。职是之故，音乐亡矣！
凡古之圣王，所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以矩为美，以众为欢，椒诡殊魂，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
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修为务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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