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谈公事，”大使答道，“我们明天早上再谈。看样子你已经疲乏不堪。去睡吧。”
也许是因为灿烂的阳光射进了大使的书房，也可能是因为大使在早上脾气特别好，他们的第二次会晤谈得比较好。事实上，斯坦德莱身上又有了一点海军作战部长的气派。
国会正在辩论延长《租借法案》有效期的问题——他解释道——因此国务院需要苏联方面提供一份租借物资怎样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报告。莫洛托夫“原则上”已经同意——俄国人的这个要命的套话，意思就是无限期拖延。莫洛托夫已经把这个要求转给叶甫连柯那个主管租借物资的部门。斯坦德莱一直催促费蒙维尔向叶市连柯索取这份报告，费蒙维尔声称他也正在作最大的努力，但至今看不到有什么结果。
实际上比没有结果还要坏。在斯大林最近一次发布的当前任务的文告里，这个独裁者说红军正在单独承担战争的全部压力，它的盟邦并没提供任何援助！你看，国会能接受这种说法吗？这些该死的俄国佬，斯坦德莱沉着地说，就是不理解美国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感情的深度。他非常钦佩俄国人的斗志。他只不过要挽救他们，使他们不致把事情坏在自己人手里。不管怎样，他必须把那份租借物资在战场上起什么作用的报告要到手。不然的话，到了六月份可能再没有什么租借物资了。整个联盟可能崩溃，这场可诅咒的战争可能输掉。帕格没争辩，尽管他心里想，斯坦德莱的话未免说得太过分了。无疑，俄国佬确实有点粗鲁，他的第一个不讨好的任务是设法找到叶甫连柯将军，迫使他面对这个现实，并设法使他对此有所表示。
他步履维艰地在莫斯科街道上走了两天，绕过一堆堆污秽的、还没清除掉的冰决，走在熙熙攘攘、衣衫褴褛的行人中间。在没有标志的政府机构迷宫里，从一座办公大楼走到另一座办公大楼，才打听到叶甫连柯的办公室设在什么地方。他没办法搞到电话号码，甚至确切的地址也寻不到。一个他曾在柏林相识的英国空军武官帮了他一下忙，为他指出那幢大楼，叶市连柯不久前曾在那里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因为这位武官从租借物资中调走了四十架空中眼镜蛇战斗机给在北非登陆的英国部队。但当帕格试图进入这幢大楼时，一个双颊红润、身材结实的年轻哨兵一言不发地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横在他胸前，充耳不闻他气急败坏地用俄语提出的抗议。帕格回到他的办公室，口授一封长信，并把这封信带到这幢大楼。另外一个哨兵收下了这封信，但好多天过去了，却没收到任何回音。
在此期间，帕格见到了费蒙维尔将军，他是个和蔼可亲的陆军人员，并不是象斯坦德莱所描绘的那么个怪物。费蒙维尔说，他听说叶甫连柯在列宁格勒；他还说，不管怎样，美国人从不为了公事去找叶甫连柯。人们总是通过他的联络官和他打交道，联络官的名字能叫你把舌头嚼烂，但斯坦德莱的联络官告诫帕格，找嚼烂舌头将军是浪费时间，走死胡同。将军的唯一工作是象羽毛枕头一样吸收问题和要求，从来不作出反应。在这一点上他是举世无双的。
在这次挫折以后约莫过了一个星期，帕格一天早上在斯巴索大厦醒来后在寝室的门下发现一张便条。
亨利——一些美国记者访问南方前线归来；我准备今晨九时在书房里接见他们。请你在八时四十五分前来一谈。
他看到斯坦德莱独自个儿坐在写字桌旁，脸色深红，怒气冲冲。将军隔着桌子将一包切斯菲尔牌香烟朝他一丢，帕格捡起香烟。外壳上用鲜明的紫红色油墨盖上这样几个字：纽约工人兄弟的党敬赠。
“这都是红十字会或《租借法案》的香烟，”将军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了。“不可能是别的！我们把几百万包这样的香烟送给红军。这一包是昨天晚上从一个捷克人那儿弄到的。那个家伙说是一个红军军官送给他的，并告诉他在纽约那些慷慨大方的共产主义同志正源源不断地为全体红军战士供应香烟。”
维克多。亨利只能摇头表示厌恶。
“记者们十分钟后到达这儿，”斯坦德莱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可要听个够。”
“将军，新《租借法案》在本星期就要表决。现在是揭盖子的时候吗？”
“只能在现在揭，给这些恶棍以当头一棒。让他们知道，在和美国人民打交道的时候，忘思负义结果会怎样。”
帕格指着香烟壳说：“这是非常低级的无赖行为。我不想拿它小题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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