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再要和戈林通电话。“他是个极端冷静的人，”他说。“极端冷静。在这个时刻你需要一个极端冷静的人。把戈林找来，给我找来！钢铁般的意志，我和他度过数不清的困难时刻。极端冷静，这位先生。极端冷静。”戈林匆匆赶来，但他只是唯唯诺诺，不管希特勒说什么他都同意，满口粗俗的语言和下流的取笑。所谓的极端冷静，原来如此。
为了使意大利继续战斗，至少在我们把足够的德国部队调来和平接管这个国家之前继续战斗，我们的德国最高统帅部作出上百个紧急决定和行动计划。希特勒这个时候狂热地策划在罗马发动一次政变，让墨索里尼重新执政，但这个计划无法执行，他后来也只好放弃了。他还策划用空降部队去营救被囚禁的墨索里尼，这个计划终于得以实现。他们两人可能因此感到高兴一些，但于事无补。事实上，在那张迅即传遍世界各地的照片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兴高采烈的身穿戎装的希特勒，在迎接那个缩作一团、卑躬屈膝的前“领袖”，他身穿一件不合身的黑大衣，戴着黑色的阔软边呢帽，苍白的脸上露出病态的笑容。这张照片比任何头条新闻都更有力地宣布，那个出名的轴心已经死亡，“欧洲堡垒”也在劫难逃。
我的高升这一切产生了一个意外的、不受欢迎的后果——我重获希特勒的青睐。他断言我是最先看穿意大利人背信弃义行径的人，我这个“好阿尔明是个有脑子的人”，等等。他也听说赫尔默特已经死去，并装出悲痛的样子来安慰我。他在一些情况汇报会上夸奖我，并且——在那些日子里，这对总参谋部的一个军官来说是难得的恩宠——请我吃晚饭。斯佩尔、希姆莱和一位工业家是那天晚上的另外几位座上客。
这是一次难受的经历。希特勒连续谈了大概五个小时。其他的人都不吭声，只是偶尔应上一两声表示同意，敷衍敷衍。他夸夸其谈，把历史和哲学扯在一起，大多牵涉到犹太人。意大利人真正的困难，他说，在于国家的精华已被教会这个弊端全糟蹋掉。基督教不过是犹太人的一个狡诈的计谋，他们通过鼓吹软弱胜过力量来控制世界。耶稣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罗马士兵的私生子。保罗是古往今来最大的犹太骗子。诸如此类，令人作呕。夜深时，他说了一些关于查理曼的有趣的话。但我已经疲惫不堪，无法集中思想细听了。每一个人都拚命忍住不打呵欠。总的说来，他那种自负的语言和自负的行径同样使人难以容忍。无疑，那是一个他已无法控制的弱点，这应归咎于他的忌食和没有规律的习惯。但在进餐时坐在他身边绝不是什么快活事情。象鲍曼这样的人如何能够熬得了这么多年，我实在难以想象。
他以后不再邀请我了，但我脱离统帅部并走上战场的愿望是落空了。约德尔和凯特尔两人现在看见我总是满脸堆笑。我还得到了一个月的病休涸此能够去和妻子相会，给她安慰。到我回到“狼穴”的时候，意大利已经投降，而我们长期策划的旨在夺取这个半岛的阿拉里克行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
就这样，我们在南方的消耗将继续下去，直到最后。阿道夫。希特勒不能面对放弃意大利的政治挫折。当我们的军队使那里强大得多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丢脸，迫使他们不得不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才能一步一步地在皮靴上朝北推进的时候，这种做法完全是一个可怕的军事上的失算。希特勒这种愚钝的政治利己主义，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南方，而当时只消动用凯塞林的部队的一部分就足以守住阿尔卑斯山屏障，这终于导致了我们国家在东西夹击下全面崩溃的结局。
帕米拉。塔茨伯利虽然也常常情不自禁地陷入情欲中去，但钟情相爱的经验却是平生仅此一次。亨利上校就是她钟爱过的男人。为了在嫁人之前见他最后一面，她在八月份从华盛顿飞往莫斯科。
她早已打消去苏联的念头，事实上她也早已决定放弃记者生涯，准备到新德里去和动纳一沃克结婚，签证又突然被批准了。她马上改变计划，把莫斯科包括在行程之内。为了这个缘故，她便暂不辞去《观察家》的职务。如果说帕米拉易动感情，她却有一颗还算冷静的头脑。她现在绝不怀疑，她的文章只不过是一个亡灵的微弱的回声。她父亲因病或过于劳累时由她代笔拼凑几篇新闻电讯，那是另一回事。如今要她写出具有他那种远见、气势与神韵的新闻报道，则非她力所能及。她不是一个新闻记者，她不过是一个捉刀人。至于她为什么要和勃纳一沃克结合，她也不想欺骗自己。和她对新闻工作的尝试一样。结婚的决定也是为了填补塔茨伯利死后遗留下来的真空而仓促作出的。就在她开始感到生命的空虚和悲哀这个意志薄弱的时刻，他求婚了。他为人谦和宽厚，是个难得遇到的对象，于是她同意了。她并不懊悔。他们在一起是会幸福的，她思忖，她真幸运，能够博得他的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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