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错觉建立在某种简单的比喻之上。一个人的肉体是统一的整体，而灵魂从来不是统一的。文学创作，即使是最精粹的文学创作，始终习惯于把人写成似乎是完整的、统一的。在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中，专家们最推崇的是戏剧，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戏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来描写“自我”的多样性——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免不了由独一无二的、统一的、完整的躯体加以表现。对于这种现象只作粗枝大叶的观察，就会得到剧中人都是统一体的错误印象。所以这种观察并不能推翻戏剧表现自我多样性的论断。即便是最原始的美学也极为赞赏所谓的性格戏剧；在这类性格剧中，每个人物都是单一的整体，性格十分鲜明，绝不含糊。只有纵观前后，某些人才逐渐模模糊糊地感到这一切也许只是一种廉价肤浅的美学，如果我们把那些并不是我们生而有之的，而是从古典时代因袭而来的堂而皇之的美的概念用到我们伟大的戏剧家身上，我们就错了，这些概念都是“自我”与人物的幻觉，都是人从有形的躯体出发而发明的。在古代印度的文学作品中，没有这个概念，印度史诗的英雄并不是人，而是人的群体，人的一系列轮回。我们这个现代世界有许多文学作品试图透过人物和性格的表演描写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而作者对此也许毫无意识。谁要认识这一点，谁就得下决心把这种作品中的人物看作是高一级的统一体（不妨叫做诗人之灵魂）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各个不同的侧面，他不能把这些人物看成单个的人。用这种方法观察浮士德的人就会觉得浮士德、靡菲斯特、瓦格纳以及所有其他人物构成一个单一体，合成一个超人。这高一级的超人才暗示了某些灵魂的真正本质，而单个的人物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浮士德说过一句教师们十分熟悉、庸人们非常赞赏的名言：“啊，在我的胸膛里有两个灵魂并存”然而他却忘了他的胸中还有摩菲斯特，还有许许多多别的灵魂。我们的荒原狼(19)也以为在他的胸膛里有两个灵魂（狼和人），他觉得他的胸膛已经因此而拥挤不堪。一个人的胸膛、躯体向来只有一个，而里面的灵魂却不只两个、五个，而是无数个；一个人是由千百层皮组成的葱头，由无数线条组成的织物。古代亚洲人已经认识这一点，并且了解得十分详尽，佛教的瑜伽还发明了精确的办法，来揭露人性中的妄念。人类的游戏真是有趣得很，花样多得很：印度人千百年来致力于揭露这种妄念，而西方人却花了同样的力气来支持并加强这种妄念。
我们从这种观点出发来观察荒原狼(19)，就会明白他那可笑的双重性格为什么使他那么痛苦。他和浮士德一样，以为一个胸膛容不下两个灵魂；两个灵魂在一个胸膛里肯定会把胸膛撕裂。实际上正好相反，两个灵魂是太少了，哈里用如此简单的模式去理解他的灵魂，这就大大歪曲了真相，曲解了他的灵魂。哈里是个天资很高的人；但他却像只能数一和二的野人那样简单。他把自己的一半叫做人，另一半叫做狼，就以为到了尽头，把自己理解透了。他把身上所有富有智慧的、高尚的、文明的东西归到“人”一边，把一切本能的、野蛮的、杂乱无章的东西归到狼一边。然而，＿实际生活却比我们的上述想法复杂得多，比我们可怜的傻瓜语言细腻得多，哈里使用如此简单的浪的方法，那是在双倍地欺骗自己。我们担心，哈里把他灵魂中还远远不属于人的因素统统归到人身上，把他性格中早已超出狼性的部分归到狼一边。
如同所有其他人一样，哈里自以为非常清楚人为何物。其实他一点不懂；虽然他在梦中，在其他无法检验的下意识中经常感觉到人为何物。但愿他永远记住这种胜利的感觉，把它变为自己的血肉！可以说，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永远不变的形象，这种固定的、永远不变的形象是古典时代的理想，尽管古代的先知有过相反的感觉；相反，人是一种试验和过渡，人只不过是自然与精神之间的一座又狭窄又危险的桥梁。他内心深处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他走向精神、走向上帝；他最诚挚的渴望又吸引他回归自然、回归母体，他的生活就在这百种力量之间颤巍巍地摇摆。人们对“人”这个概念的理解始终只不过是短暂的市民协议而已。这种习惯势力拒绝并禁止某些最原始、最粗野的欲望，要求人们有一点意识，有一点道德修养，有一点文明，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人们有一点点精神。具有这种习惯的“人”如同每个市民的理想一样，都是妥协的产物，是谨小慎微而又巧妙的尝试，不仅企图蒙骗凶恶的母亲——肉体，而且还蒙骗可恶的父亲一一精神，使他们放弃缓和他们激烈的要求，以便在他们之间的缓冲地带居住。于是，市民允许并容忍他称为“人性”的东西，而同时又把人性出卖给“国家”这个凶神恶煞，任其摆布，经常在两者之间煽风点火。于是，市民们今天把某个人判为异端烧死，判为罪人统死，而过了两天又为他造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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