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得贴！我把那几张也拿来……”
他走门口，又回过身来，指着我：
“还得打他一顿才行！”
“该打！你为什么剪？”
母亲答应着问我。
“我是故意的！看他还敢打我姥姥！不连他的胡子我也剪掉！”
姥姥正脱撕破的上衣，责备地看了我一眼：
“你不是答应不说了吗？”
母亲吐了口：
“不说，我也知道！什么时候打的？”
“瓦尔瓦拉，你怎么好意思问这个？”姥姥生气地说。
母亲抱住她：
“妈妈，你真是我的好妈妈……”
“好妈妈，好妈妈，滚开……”
她们分开了，因为姥爷正站在门口盯着她们。
母亲刚来不久，就和那人军人的妻子成了朋友，她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屋里去，贝连德家的漂亮小姐和军官也去。
姥爷对这一点不满意：
“该死的东西，又聚到一起了！一直要闹到天亮，你甭要想睡觉了。”
时间不长，他就把房客赶走了。
不知从哪儿运来了两车各式各样的家具，他把门一锁：
“不需要房客了，我以后自己请客！”
果然，一到节日就会来许多客人。
姥姥的妹妹马特辽娜·伊凡诺芙娜，她是个吵吵闹闹的大鼻子洗衣妇，穿着带花边儿的绸衣服，戴着金黄色的帽子。
跟她一块儿来的是她的两个儿子：华西里和维克多。
华西里是个快乐的绘图员，穿灰衣留长发，人很和善。
维克多则长得驴头马面的，一进门，边脱鞋一边唱：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这很让我吃惊，也有点害怕。
雅可夫舅舅也带着吉他来了，还带着一个一只眼的秃顶钟表匠。
钟表匠穿着黑色的长袍子，态度安详，像个老和尚。
他总是坐在角落里，笑咪咪的，很古怪地歪着头，用一个指头支着他的双重下巴颏。
他很少说话，老是重复着这样的一句话：
“别劳驾了，啊，都一样，您……”
第一次见到他，让我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件事。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搬过来。
一天，听见外面有人敲鼓，声音低沉。令人感到烦躁不安。
一辆又高又大的马车从街上走过来，周围都是士兵。
一个身材不高，戴着圆毡帽，戴着镣铐的人坐在上面，胸前挂着一块写着白字的黑牌子。
那个人低着头，好像在念黑板上的字。
我正想到这儿，突然听到母亲在向钟表茱介绍我：
“这是我的儿子。”
我吃惊地向后退，想躲开他，把两只手藏了起来。
“别劳驾了！”
他嘴向右可怕地歪过去，抓住我的腰带把我拉了过去，轻快地拎着我转了一个圈儿，然后放下：
“好，这孩子挺结实……”
我爬到角落里的皮圈椅上，这个椅子特别大，姥爷常说它是格鲁吉亚王公的宝座。
我爬上去，看大人们怎么无聊地欢闹，那个钟表茱的面孔怎么古怪而且可疑地变化着。
他脸上的鼻子、耳朵、嘴巴，好像能随意变换位置似的，包括他的舌头，偶尔也伸出来画个圈儿，舔舔他的厚嘴唇，显得特别灵活。
我感到十分震惊。
他们喝看掺上甜酒的茶，喝姥姥酿的各种颜色的果子酒、喝酸牛奶，吃带罂粟籽儿的奶油蜜糖饼……大家吃饱喝足以后，脸色胀红，挺着肚子懒洋洋地靠在椅子里，请雅可夫舅舅来个曲子。
他低下头，开始边谈边唱，歌词很令人不快：
哎，痛痛快走一段儿，弄得满城风雨——快把这一切，告诉喀山的小姐……姥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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