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单太长了，就连我这个对语言通俗、文词流畅、观点鲜明、情有独钟的人都厌烦了。
朗读声猛然停止，立刻响起了一声愤怒的喊叫：“叛徒。”
“一纸空文。……”
“这分明是在亵读英雄的鲜血。”
“这是在喀涅拉罗夫和乌里扬诺夫牺牲之后……”那个苍白的青年又发话了：“先生们，可不可以用正常的言词的反驳而不用咒骂呢？”
我向来讨厌人们争论不休，也不喜欢听，再说要想谷分辩出个所以然来也十分不易，再加上辩论者自视清高的傲气劲儿让人看了怪难受的。
长发青年从窗台上俯身对我说：
“您是彼什柯夫？我是弗得塞也夫，我们认识一下好吗？
说实话，在这儿呆下去没有什么收获，我们离开这儿？”
我早就听见过这个名字，他是个沉稳庄重的小组头目，我十分喜欢他苍白而生动的脸和他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
我们边走边谈，他问了我很多话：有什么工人朋友？读什么书？闲暇时间多不多？他还说：“我知道你们那个面包店，可使我奇怪的是您怎么浪费大好时光去干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呢？”
我跟他说我自个儿也认为自己这样做一无所获，他十分满意我的。一面紧握我的手，一面发出宏亮的笑声。他告诉我后天他要离开这儿三个多星期，等他回来再设法和我见面。
面包店经营的越来越红火，我自个儿的事情却乱成了一团新作坊不但没有减轻我的工作量，反而更加重了。我里里外外的事都得做，除了作坊里的事，就是往外送面包：私人住宅、神学院、贵族女子寄宿学校。
那些女学生们常常趁挑面包的机会，把小纸条塞给我，在那些美丽的信笺上居然写着毫无耻的词句，尽管字写的很幼稚，但思想似乎已经“成熟”了。
每当那一群欢快、洁净、俊秀的贵计算所小姐们娇喘微微，极尽媚态，伸着粉红色小爪子转着我的面包篮转的时候，我就想：到底是哪几位小姐写下这样的信笺呢？她们真的不懂她们写的是什么吗？我不禁联想起“烟花巷”来，自个儿寻思：“难道那条看不见的线从烟花巷延伸到这些贵族小姐身上女学生拦住，她十分紧张地轻声说：“劳驾你把这封信按上面的地址送去，我会你十戈比。
“看着她欲哭还羞的样子：眼里含着泪，紧咬嘴唇，脸和耳朵都红了。我大方地接过信封，没要她的十戈比，把信送给了高院里一位法官的儿子，他脸上的红潮一看就知道是害肺病的，这个身材高大的大学生接过雠就打算给我五十戈比的报酬。他细细地数着钱巾，我告诉他我不收钱，他放钱币时没放进裤兜儿，哗啦啦散落了一地。
他不知所措地看着五戈比、七戈比的铜币在地上翻滚，使劲地搓着双手，指节啪啪直响，然后艰难地咕浓了一句：“怎么办呀。就这样吧。再见了。我得考虑考虑……”我不知道他考虑出了什么结果，可我觉得那个女学生很可怜。没多久她失踪了。十五年后，我又遇见了她，她在克里木当中学老师，得了肺结核，一谈到社会人生就忍不住地悲愤和心酸。
来看看我的工作表排得有多满吧：送完面包睡觉，晚上到作坊帮着烤面包，半夜里要烤好，送到面包店里卖，我们的新面包店在一个剧院旁，夜场的观众经常到店里吃热乎乎的面包圈。除之外，我还得揉按斤卖的面包和法式面包的面团，这可是十五到二十普特重的大面团，是件十分繁重的工作。休息两三十个小时之后，开始送面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好在这段时间我对社会工作充满了热忱，我非常渴望向周围的人们传播一种永恒、美好的东西，我天生脸备优越条件，喜欢和人打交道，很会讲故事，尤其擅长把自个儿的亲身经历和所读书本中获得的知识编撰起来，成为很有趣的故事，自然我的故事里也藏着那许许多多“看不见的线。”
我认识了许多克罗斯托捕尼柯夫和阿拉甫佐夫工厂的工人，还和织布老工人尼基塔·鲁伯佐夫交上了朋友，他几乎走遍了全俄国的织布工厂，这人很有心计，性情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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