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幸子带她到水道路散步，看到路旁有一只长满了蛆的死耗子，已经走过那里一二百米了，这时悦子走到她身边，像探问什么可怕的事情那样低声地说：“妈妈，我踩了那只死耗子没有？……衣服上沾了蛆没有？”
幸子不禁惊讶地察看悦子的眼光。为什么那样吃惊呢，因为母女俩为了躲避那只死耗子，特地绕了五米多路走过来的，怎么想也不可能误认为踩到了它。
还在小学上二年级的一个小姑娘，能害神经衰弱症吗？……幸子最初并没担心，只在口头上数说悦子几句。发生了死耗子这件事后，她才觉得事情不简单，第二天就把栉田医生请到家里。医生说：“小孩得神经衰弱症，没有什么稀奇，悦子姑娘怕也是这个病，不用太担心，没有什么大不了，可以介绍一位专科医生来看看。脚气病由我给治，西宫的神经科医生辻博士很好，我打电话让他今天就来。”
傍晚，辻博士来了，诊察后和悦子一问一答谈了片刻，断定她是神经衰弱症，提出下列几项治疗方案就回去了。辻博士说，首先必须治好脚气病；服些助消化的药以促进食欲，纠正偏食；上学的事可斟酌情况，不妨让她迟到早退，但不应转地疗养荒废学业，因为上了学精神有所寄托，反而可以排除头脑里的各种妄想；不可让病人兴奋；病人即使说怪活，切勿痛斥，要恳切开导说服。
悦子这场病，很难说是由于雪子离开芦屋而造成的后果，幸子也不愿这样想。但是每逢在应付方法上发生困难，不知如何是好，急得想哭的时候，就一再想到如果是雪子的话，这种时候一定能耐心说服悦子，使之听从。事情的性质非同一般，只要讲清楚原委，长房也会同意暂时让雪子来帮一程子忙；即使不向长房开口要人，只要把悦子的病状写信直接告诉雪子，雪子看到了，不等姐夫同意，飞也会飞回来，这是明摆着的。不过，要是让人家说雪子刚离开不到两个月，就竖起白旗求救，尽管幸子不是那种十分逞强使性子的人，但心里还是感到有抵触的，所以想等一阵看晴况……多咱自己能应付下去的话……就这样一天天拖下去。至于贞之助的态度，不用说是反对让雪子回来的。比如吃饭时筷子一遍又一遍地用开水消毒，掉在桌布上的东西不肯吃，这都是幸子和雪子的作风，在悦子养成这种习惯之前，她们自己就这样做，贞之助指出这种做法不妥，会把孩子教成脆弱的神经质，要求她们纠正这种习惯，为此大人得首先不做这类事，尽管带几分冒险，也得把苍蝇碰过的东西吃给孩子看，用实际行动让孩子懂得即使这样也决不至于会生病。现在你们一味强调消毒，不重视有规律的生活，这是错误的，让孩子过有规律的生活比消毒重要得多。尽管贞之助经常这样提醒幸子，可是他的主张怎么样也行不通。幸子认为像她丈夫那样身体健壮、抵抗力强的人，不理解她们体弱而容易生病的人的心情。贞之助则认为由于筷子上有细菌而染病，这样的事千中难一，为此而产生恐惧心理，每顿饭洗筷子，抵抗力就会越来越弱。幸子强调女孩子的优雅风度重于有规律的生活，贞之助就说那是旧思想，即使在家里，就餐和游戏也应该有一定的时间，不可放任散漫。幸子如果讥笑贞之助是不讲卫生的野蛮人，贞之助就说：“你们的消毒根本不合理，筷子用开水或茶冲洗，病菌并不会死，而且食物在拿到你们面前之前，谁都无法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碰上了什么脏东西，所以说你们是歪曲了欧美式的卫生思想；不久以前，难道你们没有看见俄国人毫不在乎地吃生牡蛎吗？”
贞之助一向采取放任主义，特别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他一切听凭孩子母亲的教育方针。最近由于“支那事变”①的发展，有朝一日可能要让妇女参加后勤工作，考虑到这一点，他担心今后如果不把女子培养得刚健一些，恐怕什么事也干不了。有一次，他无意之间看到悦子在和阿花玩“过家家”，悦子拿来一个打针的旧针头，扎进稻草做芯子的洋娃娃的胳膊。他想这种游戏多么不健康，觉得这也是那种卫生教育的余毒，今后必须设法加以纠正。不过，关键在于悦子本人只听信雪子的话，雪子的做法又有幸子支持，干涉不好，很可能引起一场家庭纠纷，所以他一直在等待机会。现在雪子离开芦屋去了东京，从这一点上说，是贞之助求之不得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对于雪子的境遇，贞之助私底下是同情的，女儿的教育固然重要，如插手干涉，就不得不考虑雪子精神上所受的打击，他既不想让雪子变得乖僻，又不想让她有“从中作梗”的想法而躲避悦子，要两全其美，实在不容易，现在这个问题却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怎么不是一件好事呢。他觉得只要雪子不在这里，妻子是容易对付的。因此他对幸子说：“我和你一样同情雪子妹妹的境遇，如果她自己想回来，我不反对，可是为了悦子而把她叫回来，我不能同意。诚然，在怎样对待悦子的问题上，她是有经验的，如果她来了，目前肯定会处理得很得力。不过，要让我说的话，悦子之所以患这场神经衰弱症的原因，就在你们姐妹俩身上，由于你和雪子妹妹的教育方法不对头，才闹出这场病来。所以情愿暂时忍受些困难，也要趁此机会排除雪子妹妹在悦子身上造成的影响，而后慢慢地、循其自然地改变教育方法；因此在目前这段时间里，雪子妹妹不回来反倒合适。”贞之助就这样劝阻了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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