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这样。”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回国以后的情况。证人回国以后做的什么工作？”
“最初身体实在弱得很，在老家静养了大约半年。但也不能总是那样晃来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个门路来到了东京。工作换了好几个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现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
“在这期间，证人和被告有过联系吗？”
“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他，两人在附近的小酒馆喝了点酒，这是重新交往的开端。”
“当时被告又回到原来剧团的事情，向你公开了吗？”
“是的，他对我说了。”
“以后都有什么交往呢？”
“因为我忙于为生活而奔波，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无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张贺年片，盛夏来了互相写封问候信，工作变动时互相函告一下等，总之，都不过是一些礼节性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书信往返而己。”
“这么说来，被告重新在证人面前出现，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罗？”
“准确日子说不上来了，记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后，他向公司给我来电话说好久不见了，约我喝一杯。我也没有意见，就答应了。于是在新宿见了面。”
“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剧团的事情告诉了证人吗？”
“是的。”
“当时他说他在做什么工作呢？”
“他说在一个服装公司帮忙。”
“新剧和服装公司，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他这种转业，当然谁都会产生疑问。你没有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吗？”
“当然谈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消沉地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在新剧界竞争太激烈了，简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从参军到去西伯利亚，造成了比别人多几倍的空白时间，这太糟糕了。我已是新剧界的败兵，只好另谋出路了。’我虽然对新剧界的情况不甚了解，从一般社会常识来类推，我觉得他的话是有道理的。在要求特殊才能的世界上，当一个人才能枯竭的时候，要么没落下去，要么逃避开来，二开必居其一。”
“明白了。当时被告托你办过什么事情吗？”
“他托我替他推销过女用裤叉。当时我们公司经营很多种类的商品，价钱合适的话，我想是是可以帮忙的。但一深淡，条件不合适。友情归友情，工作归工作，我明确地拒绝了他。”
“被告还说什么来着？”
“他说有一台电视机，问我买不买。在当时，电视还不象现在这样普及，工厂刚刚开始大量生产，一吋要一万元以上，可是他十七吋的电视机只要我八万元，我也觉得很合算。”
“被告说是他自己的东西吗？”
“是的。他说他的朋友开了个电视机公司，从美国进口配件自己组装，这台就是那里的产品。”
“当时被告的穿着怎样？”
“可以说是衣衫褴褛，虽说没有老婆，可衣衫也太脏了。我当时善意地想，人的一生，总是有沉有浮，他若是一直在剧团工作，也不会把电视机卖掉的。”
“你把电视机买下了吧？质量很好吗？”
“当然，后来技术不断进步，出现了各种优质产品。可是象我这样的家庭，现在还在用那台电视机，可见质量是不错的。”
“关于这台电视机，什么问题也没有吗？”
“东西是不错，可是话说来有点奇怪。最初说东西在他家里，后来又说从北千住的组装工厂用出租汽车运来一台新的，又追加了大约有一千元的车费。”
“被告说过为什么他要卖掉自己的电视机吗？”
“他说是为了筹措去北海道的路费，我也同情他，想助他一臂之力。”
“他要到北海道干什么去呢？”
“他醉醺醺地说，卖女人穿的内衣和裤叉总不是男子汉的终身事业，眼下为了吃饭不得已才干这种营生。又说不久就要搞出点名堂来给我瞧瞧。我向他说：‘那太好了，有具体的计划吗？’他说要开采北海道的大理石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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