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中，我们在德申札诺过夜；在那里几百幅圣像下潜伏着的无数臭虫自然将我们驱赶到了大街上，于是我们在湖堤上的长凳上受冻直到天明。我们那时就是这样旅行的，对豪华的宾馆我们一无所知，但却无忧无虑、快乐兴奋。那个时代具有很大的优点。利瓦是奥地利的，布雷齐亚属意大利——有时会听到关系紧张的消息，社会上传说在利瓦那儿的布里奥纳山中有地下防御工事——但是谁都不当一回事，战争是个不现实的概念，一如《智者的石头》，当我们旅途中越过边境时，几乎没有什么感觉。我们第一次看到的飞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要弗兰茨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写下来，汇集在一篇文章里。在他与我之间像进行一场体育比赛，比比文章的主意，使他对这个主意发生兴趣。我也打算写一篇文章，但后来我们确定一下，看准的介绍更贴切、成功。这种游戏般的、几乎是童稚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卡夫卡总是有影响的。我们约定，旅行期间尽最大努力保存好自己头脑中的妙语警句，对我们所见到的一切的看法也绝不泄露。直到结束时摊开来看看，是谁击中了要害……在这整个建议后面藏着我的一个秘密计划。卡夫卡的写作工作那时熄火停工了，数月之久一无所成，他经常对我诉苦说，他的才子显而易见地在渗漏，已经完完全全地消失了。他有时一连数月处于冷漠状态，心灰意冷，在我的日记中经常重视关于他的忧伤的记载。心灵伤感，精神愉快——这句话用在他身上真是再确切不过了，这句话也说明，为什么甚至在他处于特别沮丧的状态时，他给他所接触的人们带来的（且不论弥留之际的亲密）不是沮丧，而是兴奋。我那时从他的许多自白中知道他是多么痛苦，所以我想要明确地向他指出，应该振作起来，我想要向他证明，他对他文学上的不育之症的担心是毫无理由的，只要有一种意志，一种精力集中，就能将他的才情重新引上正途。——我的计划成功了。
弗兰茨兴致勃勃地写完了他的文章《布雷齐亚现飞机》，经大加删节后首次刊登在1909年9月底的《波希米亚》上（是我把它转交给《波希米亚》当时的编辑保尔·维格勒的），后来我又说服弗兰茨让我将它全文收入我的《论丑的图像之美》一书中（同我关于同一题目的文章收在一起人在这本书中，我以下述评语推荐了弗兰茨的文章：“在一本书里只让一个作者说话，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没有说服力的而且平庸的思想。——我们朋友俩希望在这次旅行中和我们的思想中永远不可分离地、肩并着肩地立在异国土地上，那么在这本立于本土的书中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尽管两个作者都表现出滑稽的、故意夸张的担忧，相互间为自己的奇特思路保密，或在竞赛的激烈过程中急切地请求第三位旅伴——我的哥哥奥托——给予帮助，但这两篇题材一样的姐妹篇如果没有对方能产生吗？它们能如此互相隶属、互相补充、互相点题、相得益彰吗？假如我们有共同发表的愿望，而没有别的办法怎么办呢？”我手头有这两篇文章的清样。我当时由于让卡夫卡的作品第一次在书中得以发表而自豪。可惜愿望未能成为现实。最后这本书显得过于庞杂，许多散文都要根据出版商的意思从已经排好的版面中抽出，其中也包括这两篇。——卡夫卡的文章于是发表在附录中。这样的文章当然绝对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它的作用仅仅是推动弗兰茨的创作欲再度涌流。我达到了这个目的。当然，这个固执的作者在这么做之前总是倔强地抗拒着我。有时我就像悬在他上方的鞭子，驱赶着他，逼迫着他，当然不是直接的，而总是通过新的方法，通过巧妙的途径，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让他的才情重新处于停滞状态了。有时候他为此感激我。但他也经常觉得我的逼迫讨厌，它诅咒我的行动，他的日记有这种记载。我也感觉得到，但我并不在意。我认为这事关重大，我的行动是一种帮助，虽然这往往是违背朋友的意志的。——我将他的日记的产生亦归为我的功劳。弗兰茨的四开本笔记是直接从我们短小的旅行笔记中脱胎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旅行笔记的继续。——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记录和评说是卡夫卡心中早已存在的、早已觉醒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我们共同搞的旅行报道中吸取了养分，开始得到系统性的建设。日记对于卡夫卡的意义完全不仅仅是自传性的，为控制心灵服务的；在那些关于个人的评说中间夹杂着他后来收入他的第一本书《观察》中的片断，这类由他自己提供发表的篇章从内容实质上看无法与那些日记中的片断区别开来。我们不知道，这位作者为什么认为有些是值得发表的；而有些则应该保留。在日记的上下文之间还有许多或多或少展开的故事残篇，它们堆积着，堆积着，直至第一篇完整的、较长的小说《判决》突然脱颖而出，大放异彩。随着《判决》的诞生（于1912年9月22日至23田间的夜晚），这位作家获得了突破，找到了与自身相适的形式，一个强大的、独树一帜而无法重复的小说天才终于进入了他的天地。第二年（1910年10月）的休假旅行是去巴黎。卡夫卡、我的哥哥和我。——我们的友谊团体扩展了，这是一个几年前便已开始了的发展。我把卡夫卡带到菲利克斯·威尔奇和奥斯卡·鲍姆那儿。那位目光尖锐的哲学家（《仁慈和自由》、《中间的冒险》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与我一同起草的调查报告《观点和概念》）和那位作家深受卡夫卡所吸引——这个四人联盟有其独特之处，其友谊就仿佛是两个伙伴间的亲密，从不为任何一句恶语所损害。四人有规律的聚会在许多年中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稳定的节奏。——关于与卡夫卡的第一次会面，作家奥斯卡·鲍姆在上面已经摘引过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第一次会晤我记忆犹新。马克斯·勃罗德是中间人。他把弗兰茨·卡夫卡带到我这儿来，并在1904年那个秋日的下午给我们朗读他刚写完的小说《暗红色的旅游》。我们那时才二十出头。我们卷入了对这篇小说的热烈的意见交流，话说得特别俭省，特别有节制，这是我们当时的特点。我还记得一些话。卡夫卡说过的话中有这么一句：“假如说，没有必要把注意力从事件过程转到风格的创新上去，那么其魅力在这里便是最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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