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之行的重要性还在于经过了莱比锡，在那里我把弗兰茨引荐给恩斯特·罗沃特和库尔特·沃尔夫，他们当时共同领导着罗沃特出版社。因为在我心里早就燃烧着一个愿望，让我的朋友出一本书。弗兰茨对我这愿望内心很矛盾。他愿意——却又不愿意。有一段时间拒绝的想法占上风，那是在他回到布拉格后，面临着将那些他认为可以付印的散文小篇章从手稿丛中，即从日记中找出来，并作最后的修饰的任务，他疑虑重重，在《格林》中查找根据，由于对标点符号规律和正字细节没有把握而产生了绝望。该出版社在看了我送到莱比锡去的样篇后，从一开始（那是走运的年头！）就表示愿意接受，问题仅仅取决于弗兰茨何时将最后看的定稿寄去。而他执拗得要命，觉得他写的东西一无是处，觉得把过去的“毫无价值的”文章汇集起来妨碍他写出较好的作品来。但是我再也不放松了。卡夫卡的日记是他反抗我的见证，然而反抗无济于事。这本书必须完成，而且也完成了。当弗兰茨根据自己认为值得的选出来的这个集子显得小得可怜时，这家出版社决定把《观察》（这就是这本书的名字）用一种不同寻常的大号字体来排。这本书有九十九页，只编号印刷了八百本，这在今天是罕见的，在本首版书以其硕大的字体颇类古代的感恩刻板。通过这个罕见的偶然现象（据叔本华的思想已不再具备偶然性），这些伟大的散文的最核心的性质被表达得再好不过了。于是在那非同寻常的年代，由于那与世界上恶的力量至少能够抗衡的善的力量的推动，弗兰茨的反抗被克服了，并转入了好转的方向。顺便提一下，卡夫卡在此一年前同我相似地闹了一场。我坚持要实行在卢加诺制定的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的计划。我们开始了，但很快就停顿了。我不放弃，直至写出值得一提的一段。其中一部分1912年发表在维利·哈斯编纂的《赫德之页》上（见短篇小说集236页）。后部分将表现的是：友谊陷入了像爱情关系中那样的动摇和麻烦——这两个朋友在旅行中互相非常气愤，他们的对立将加以突出，直至在潮湿而有霉气的、炎热过度的美兰（我在那里几乎声泪俱下地请求弗兰茨，假如我死在异国他乡，一定要在我心口刺一刀再埋葬我）．共同面临霍乱的威胁，他们以往的友情才重新燃烧起来，放出耀眼的光华。“旅行以这两个朋友将他们的能力集中用到一种新的，独特的艺术行动上而告结束。”这句话写在发表了的这一章前面的注中。这两个朋友当然不是照原型描下来的，尤其萨姆埃尔不是，他应该是个实际、富有和无依赖性的人——但是我们打算主要把卡夫卡的特性和旅行笔记用在里查德身上，把我的用在萨姆埃尔身上（有时也可反过来）。这个主意使我们感到其乐无穷。对这个工作弗兰茨也取抗拒态度（可参照他于1911～1912年间的新年前夕写的日记），然而我毕竟成功地在一段时间内促使他同我一起干。那时他适应了有规律的写作时间，克服了内心的障碍，奋力摆脱了一个枯竭的时期——就在我们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时，他自己的日记也开始更丰富地涌流，——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这一工作有时也使他高兴，不过是偶然的；而他对自己的结束使他产生了这种思想：席勒所要求的“化感情为个性”在他身上正在发生。于是他的创作开始大起大落，直至在1912年9月22至23目的夜里一口气写下《判决》，从而最终完成了突破。卡夫卡在日记中震惊地描写了这个夜晚——我相信，这段自我描述将永远是认识真正的艺术家是怎么回事的重要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写作，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此彻底他身心敞露。”与此同时，他对逼得他无可奈何的挣钱职业给予最尖锐的批评，但没有谴责。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突破的契机是一个柏林姑娘的来访，她是F．B．小姐——一与她的关系笼罩弗兰茨的生活达五年之久。“当我8月13日到勃罗德家去时，她坐在桌旁，”日记开始叙述这次事关命运的见面，接着写下了这么个句子：“在我往下坐时，我才第一次较仔细地看了看她，刚坐定，我已经作出了不可动摇的判断。”——我的日记中在8月13日这天同样记录了这次会晤，紧接着这在我父母房子里会晤的笔记之后写的是：“西提咖啡馆。卡夫卡带来完成了的书，我高兴极了。B．小姐。然后我又读了一遍《观察〉神笔。星期三，8月14日，我将《观察》寄给了罗沃特。”1912年是卡夫卡生活中决定性的一年。两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8月13日这同一天。我保存着一封短信，是卡夫卡在第二天早晨通过邮差送来的。这封信表明（其它因素除外），把我仅仅看成扮演逼促发表的角色的人，把卡夫卡看成扮演抗拒者角色的人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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