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了雅诺施的《谈话》及《致密伦娜》后我才明白，卡夫卡伟大的长篇小说《城堡》提供了根本性的注脚，这是一首惊人的悲剧叙事诗，写的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却不成功。
撇开《城堡》之外的一切更广泛、甚至包罗万象的宗教内容不谈，不可忽视传记住这个前提。推诺施无意中为帮助理解这些内在联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关于这些内在联系，密伦娜给我的信件（八封信，一部分对卡夫卡作了广泛的分析，谈到了他与她的关系）和我自己关于卡夫卡生命的那个阶段的笔记，以及密伦娜口头对我的叙述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人们可以在长篇小说《城堡》中找到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情关系的反映，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轻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是所发生事情的强烈的扭曲变形，也许只有用这种手法才能拯救他脱离危机。密伦娜在长篇小说中是以极端漫画化的形象借“弗丽达”之身出现的。她为了搭救卡夫卡（K．），迈出了关键性的步子；她与他结合，与他一起在贫困和放弃享受的情况下建立了家室，然而愉快而坚定，她想永远属于他，并通过这一点引导他回到质朴和直接的真实生活中来。可是就在K．取得进展，抓住伸来的手的同时，对那个女人产生影响的先前的联系又冒了出来（“城堡”、民众、社会，尤其是那位神秘的先生克拉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以夸张的、妖魔化了的吓人形象表现出来的密伦娜内心无法摆脱的合法丈夫），梦想中的幸福很快便告终结，因为K．不愿只获得一半权利，他希望的是独自将弗丽达娶为妻子，而不能让她老是为“城堡”的信使们，那些谜一般的助手，为克拉姆所占有。可是她却背叛了他，回到了她曾经摆脱的“城堡”的势力范围中去。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清楚起来，K．心中整体获救的愿望之火燃烧得远比弗丽达坚决，弗丽达心中的愿望像点燃的稻草般一烧便尽，或者很快就失望了。密伦娜口头告诉我，她的丈夫得知卡夫卡是他的情敌并想要娶她时，他重新开始对地产生兴趣。
这部长篇小说和亲身经历的平行线还可以画得更远，可以看到K．身上自我折磨的特征强烈地显示出来。在长篇小说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手制造一个邀请、一个职位之任命的假想的骗子。劝他们断绝来往的密伦娜的女友们在长篇小说中夸大地上升为神话般的、命运女神般的女店主形象。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古代悲剧中的合唱队。弗丽达在奥尔加（在长篇小说中）面前表现出来的奇怪的妒忌和蔑视，反映了密伦娜对卡夫卡当时的未婚妻J．W．的态度。她断然要求卡夫卡与W．和她的家庭断绝关系。她的这个要求提得十分尖锐，甚至不合理，卡夫卡自己就曾这么指出过，尽管他还是听从了她。被社会遗弃的奥尔加一家同样也要去迎合现实。像这种现实主义的砖石在《城堡》中还可以找到很多。而整个建筑物大大高出一切这类砖石，作者把人间所有零碎部分富有想象力地改造一番，堆成高大的整体。假如人们看到了这个给人以强烈预感的、始终在模糊的光线中晃动而又有效地发出预言的整体，看到这整个建筑物，人们自然会更加为这部长篇小说深深吸引，产生无穷的赞赏之情。生活中的细节对于产生一部文艺作品所具有的重要性当然不能估计过高；但如果完全忽视其重要性，那么非常容易产生错误的观点。
长篇小说《城堡》构成了《谈话录》以及《致密伦娜》的布景和舞台。卡夫卡是在1921和1922年之间写这部小说的。我可以证明他从事于这部小说之写作的第一个日期是1922年3月15日。卡夫卡在这天将这本即将写出的书开头相当大的一部分念给我听。相似的主题当然在很久以前就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了（比如1914年6月11日：村才子里的诱惑D。卡夫卡1917年在屈劳的经历构成了书中的环境；我甚至可以证实其材料与他中学时代的读物的关系（同博切娜·汉姆可娃的优美的捷克文长篇小说《祖母》就有关系，在那部小说中，同样有一个给人以陌生感的宫殿统治着一个村庄）。密伦娜的信也隐隐约约地点到了这个古典女作家。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我们承认，仅仅通过同密伦娜相识，所有在作者心灵中早已形成的容器才装满了沸腾的内容，这种内容使他如痴如醉，使他产生了创作《城堡》这部长篇小说的灵感。在产生《城堡》的那个时期，除了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件和密伦娜致我的信件外，雅诺施的回忆也成了极重要的文献。由于正是在这个时期卡夫卡的日记完全中断了，而在此后不多的几年中也残缺不全。因此雅诺施的回忆就更显得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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