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M.P.
密伦娜的最后两封信已经是在卡夫卡死后的几个月中写来的了。谈得上卡夫卡同密伦娜真正的会晤的只有维也纳那“四天”和在格蒙德短暂的倒霉的会见;后者已经由疏离伴随而来了。在长篇小说《城堡》中两个相爱者之间融洽的关系持续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在第一个爱情之夜后,书中写道:“他兴奋极了,深感弗丽达在他怀抱中的幸福,同时这个幸福感也是极其担惊受怕的,因为他觉得,一旦弗丽达离开他,就等于他拥有的一切都离开他了。”在此之后马上开始了不和的风波,这种不和只是偶尔被信赖的插曲所打断。关于第二次与弗丽达的共处,第四章(一开头,第二页)响起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诅咒。——我已经说过,长篇小说中的描述应该从轻蔑的漫画化角度去理解。现实生活中比那显然出于自卫原因而扭曲了的描写要宽厚。现实生活赋予这位作家以幸福的时辰,这一点在一开始写的那些非凡的信件中放出光芒,也赋予了他以密伦娜的信件(可惜已毁掉),表达了他满腔歌颂的感激之情。高xdx潮发生于那“四天”和第二次会面之间。当然密伦娜后来在布拉格也还看望了这位作家,但那仅仅只是对病人的探望。当卡夫卡对我谈到这些来访时,尽管高度评价了从密伦娜的人治中仍然不断焕发出的好的影响,但从整体上倒是怀着更大的痛苦和烦恼提及的。哈斯在给密伦娜的信的编后记中谈到的在玛丽亚温泉的相会不曾举行;1922年2月29日日记中提及许多年前的插曲,即1916年7月与F.在玛丽亚温泉的相处。我相信,读者会通过这几封信中出现的强有力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密伦娜身上感到,这些信是对卡夫卡给她的信的重要补充,这也是我详细地转引的原因。由于没有关于这个时期的其它直接的文件,它们的地位就更其重要了。
最后转引她给我的最后两封信(用德语写的)。第一封是在印有她父亲地址的信纸上写的,这显然表明她与父亲达成了谅解。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本书寄还给您。请原谅我没有来看望您。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现在能够谈论弗兰茨,您也一定不会愿意同我谈到他。假使您同意的话,我将于九月份来布拉格之前通知您。请您将我留在亲切的回忆中,并向您的太太转达我衷心的问候,很可能有一次我无意中给她带来了伤害。在您有机会的时候,请您把弗兰茨那里的我的信件付之一炬,我放心地把它们交给您,说来当然并不重要。他的手稿和日记(完完全全不是为我写的,而是产生于他认识我之前,大约是十五大本)在我这里,假如您需要,便归您处置。这是他的愿望,他曾请求我除了您以外不给任何人看,给您看也必须在他死后。也许您已经见过一部分了。
我最衷心地祝愿您,并保留着最友好的感情。
您的密伦娜·波拉克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不能前往布拉格,把手稿交给您,尽管我很愿意这么做。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放心托带的人,我更不敢通过邮局寄上这些本子。我将考虑把布拉格之行推迟到十月,但愿您届时已经回来,我便能把一切亲手交给您。我也请求您把我的信从卡夫卡家里取出,这样对我来说您将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不想自己去请求他们,我与他的亲属的关系从来就不好。
我非常地感谢您,10月1日以后在布拉格再见!如果您那时也不能在布拉格,请您写信到维也纳来,告诉我您何时从意大利回来。
致真诚的问候!
密伦娜·波拉克
此后我还经常与密伦娜谈过话,并接收了卡夫卡的手稿。
从我几年前才得知的一桩事实中可以看出,在观察卡夫卡时绝不能使用过于简单化的心理学。现将这件事报道如下。
1948年春,当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音乐家沃尔夫冈·绍肯写信对我说,有人曾经向他透露,卡夫卡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作为证据,他向我出示了一个叫M.M.的女士的信(格蕾特·布洛赫;关于给她的信参见《绝望和拯救》),他(报告者)与她是好朋友。这位女士那时已经辞世,那孩子在此二十多年前已经死去。事情最可悲之处在于,卡夫卡从来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孩子——他不到七岁就死了,还在卡夫卡去世之前。孩子的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独立的女士,她出于敏感很容易闭锁心扉。也许她心里有顾虑,不愿向卡夫卡透露这个消息,因为随着这短暂的关系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最终的疏远。我略略认识M.M.夫人,但对她与卡夫卡之间的友谊一无所知。根据弗兰茨对我的叙述,我把他们间的这种关系视为断断续续地出现仇视的关系。在弗兰茨的日记中可找到指着同一个认识方向的暗示。不管怎么说,M.M.是个著名的、卓有成绩的、意志非常坚定、极其聪明的人,对生活有着远大的目光。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个儿子的父亲,这会给他的发展带来多么巨大的裨益,其影响简直不可估量。他内心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孩子;他最怀疑的也莫过于自己生儿育女的能力。每个他的著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关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达了坐在孩子的摇篮边的渴望。实现这个渴望对于他的意义超过了其本身,也许能从最高层次向他证明自身的价值,因此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会感到自己身价培增;他始终将缺少后代视为一种特殊的、宣布将他逐入地狱的判决。如果卡夫卡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孩子也许不一定会死;也许重新觉醒的自信心能够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今天就坐在我旁边,使我不必对着虚无命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得承认,这里的生活谱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卡夫卡著作中一切复杂的冒险性的残酷和讥讽的苦涩特征是那样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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