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打算提供其他什么作为回报？”梅森问。
“你说，其他什么是指什么？”
“关于黛安娜的财产权力呢？”
“她有产权吗？”
“有的。”
“我丈夫是怎么认为的？”
“我想你应该和你丈夫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好，这么说吧，在财产分割上我丈夫的任何建议我都同意。”
梅森说：“我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你打算怎样做证，我还得和我的当事人进行讨论。”
“好吧，”她说，“我们假设哈里森-博雷是个诈骗犯、无赖、不法之徒。假设事情错综复杂，一环套一环，今天晚上有个人来到博雷住处，因为分赃不均和博雷发生了争吵，结果博雷被严重打伤。”
“然后呢，我们再假设我儿子来拜访博雷，却发现他躺在地上，但他并没仔细看，以为博雷喝酒喝得烂醉就走了。我们再假设我也去拜访博雷，发现他受了伤，于是认为可能是我儿子和他发生了争吵并打伤了他，我也走了，没过多久我给旅馆的老板打了电话，告诉她去看看10号房间住的那个人，说完就撂了电话。”
“我们还假设我丈夫跟在我后面拜访了博雷，见他受伤，猜想是我和他发生冲突造成伤害，也溜走了。”
“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你的证据，你丈夫的证据和你儿子的证据，而你明明看到有人受伤却见死不救也理应受到责备。”
“如果以上情况确实属实，告诉我，会有什么样的惩罚。”
“如果你儿子以为他是喝醉了，还有情可原，可以不构成犯罪。可是如果你明明知道有人犯了罪，却知情不举，情节就比较严重了。”
“假设我也以为他是喝醉了呢？”
“那样的话，”梅森说，“就等于编造了一个愚蠢的故事，把听众当成笑料，因为居然发生两个同样偶然的事件，这显然不太可能。”
“假设我丈夫承认他知道博雷受了伤，但却以为是我用什么武器打的他，不过伤势并不严重，博雷只是昏倒了，那么法院对他的判处能够很重，以至判刑或者遭到谴责和非难吗？”
“别忘了，”梅森说，“那个人当时已濒临死亡的边缘，致伤的性质和程度很重要。能否及时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关系到能否挽救他的生命，还有一点请记住，我是黛安娜的律师，我不能对你或你的丈夫提任何建议。”
“既然如此，”她说，“我的建议也只好暂时保留。”
“我需要告诫你，梅森先生，有些事情你恐怕还不是太了解——博雷住的那个房间充满了威土忌酒的味道。”她煞有介事地说。
梅森抬起眉毛。
“我想这个情况你有所不知。”
“对任何事情急于下结论都是危险的，”梅森说，“但是对你所提到的这一点我很感兴趣。”
她笑着说：“干什么事都要先全面摸清情况，这样才能掌握处理问题的主动权，你说是吧，梅森先生？”
“言之有理。”梅森说。
她突然站起身来说：“我想到的都和你说了，请你三思。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黛安娜将不会说出什么容易产生意见分歧、不计后果的话来。”
“你是想让我唆使她做伪证？”
“当然不是，梅森先生。”她笑了，“更不是说我要做伪证。我只是在和你一起进行推测某种情况下会怎么样，以及是否可以把一种情况变成现实，使那些情况得到证实。”
“推测得很有意思，”梅森说，“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进入博雷的房间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可没说过我去过那儿。”
“但我知道你确实去过那儿。”梅森说。
她狡黠地笑了笑说：“那么说你想知道我进去的时候究竟看到了什么？”
“对。”
“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你应该什么时候第一次问这个问题，梅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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