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其实我今天进入爸爸的书房时，十字弓就已经不见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就在我心浮气躁、一头雾水的时候，警察打来电话。我还以为是你下的手呢。”园子说。
“不是我，是有人抢先一步，偷走了十字弓，再用那个杀了须贝正清。”
听到哥哥的解释，园子用手托着额头。“真是令人不敢相信，竟然会发生这种事。”
“可不。”弘昌摇摇头，“不过仔细想想，说不定这样反倒好。”
“嗯……”园子仿佛察觉了哥哥的心情，点点头，“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想，有没有办法停止这个计划。毕竟杀人还是不对的，即使是要为爸爸报仇。”
“我也那么认为。”弘昌说。
但对他们而言，并非一切都事不关己。就算须贝正清是别人杀的，他们曾计划杀人的事实也未改变，必须隐瞒这件事。于是，他们决定按原计划准备各自的不在场证明。实际上，他的确没时间回家拿十字弓。
勇作认为这份口供没有说谎，他也希望弘昌说的是实情。勇作相信，在这起命案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更重大的谜，能够一窥瓜生家不为人知的秘密。要是以少男少女一时感情用事而草草了结这起命案，他可不甘心。
此时，警方已经对尾藤和亚耶子两人录完证词。根据他们的口供，两人是在直明倒下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变得亲近。似乎是因为尾藤负责与公司联络，往返于瓜生家和公司之间，两人渐渐地彼此吸引。
“我们真的只是单纯地喜欢彼此，没有什么不良意图。我虽然对瓜生社长感到抱歉，却无法压抑心中对夫人的爱慕。”尾藤对负责听取证词的刑警这么说。
另外，关于弘昌偷听到的内容，尾藤的说法如下：
“须贝社长发现了我和夫人之间的事，想加以利用。瓜生家应该有第一任社长传下来的旧资料夹，须贝社长命令我设法弄到手。我问过夫人，可是她告诉我没见过那样的东西。不过，前几天晃彦先生在处理藏书的时候，我发现书库里有一个旧保险箱，我想，东西一定就在那里面。我一向须贝社长报告，他马上表示要一探究竟。得知我们要擅自开启保险箱，夫人面露难色，但我还是说服她为我们打开了。里面果然放着须贝社长说的旧资料夹。我没看到里面的资料，不过瞄了一眼，好像看到了‘电脑’这两个字。”
勇作对以上这段话非常感兴趣。这里出现的_旧资料夹_，肯定就是正清的妻子行惠看到的东西。
与此同时，织田和勇作负责听取亚耶子的证词。她得知弘昌是因为自己而被捕后，始终哭个不停。对于两人的询问，她回答得较为干脆。
“很久以前，我偶然知道了那个保险箱的开法。”她用手帕捂着眼睛，“有一次我有事进书库，看到保险箱上面放了一本备忘录，好像是转盘锁的密码。我想，大概是外子忘了收起来，于是抱着半开玩笑的心情试着打开保险箱。里面只放了一本旧资料夹。我不喜欢家里有我打不开的东西，就将那本备忘录藏在梳妆台后面。”
至于她和尾藤之间的关系，她则消极地承认了。尾藤拜托她打开保险箱，她虽然犹豫，但还是答应了，整个过程也和尾藤的口供一致。
“尾藤先生说他想看外子留下来的资料，但似乎也不知道是怎样的资料。我迟疑了一阵子，但心想反正也不是什么坏事，就打开了保险箱。当他说要带走资料的时候，也说了会马上还回来，我才会答应。”
说到底，亚耶子都是因为喜欢尾藤，才对他言听计从。这完全在正清的算计之中。正清不惜大费周章玩弄这种手段，也要从瓜生家弄到手的资料到底是什么呢?勇作确信那就是引发这起命案的导火线。
电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尾藤说他记得那本资料夹的封面写着“电脑”的字样。电脑指的是computer，这种说法最近也在日本流行起来；但考虑到那本资料夹的年代，它指的应该不是那个。
勇作突然想到这件事，出了会议室，走下楼梯。一楼的会客室里有部公共电话。他掏出电话卡，拿起话筒，一面注意四周，一面按下数字。不知道是否因为紧张，握住话筒的手微微冒汗。
响了三声之后，话筒里传来声音：“您好，这里是瓜生公馆。”声音很沉稳。
勇作报上姓名，顿了顿才说：“上次不好意思打扰了。只有你在家?”
“嗯，是的。”美佐子回答。原来勇作是打电话到别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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