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因为我也是北方人，与莫言一样有着特别典型的北方人性格。很喜欢故事编得很豪迈、很壮阔。人和人之间的行为都非常有力量，故事也非常有力量，这特别吸引我。于是我就联系莫言。那时候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之间都还不了解，我因为拍《老井》在农村体验生活回来。后来听莫言说他当时也根本都不了解我，好多人都找他要脚本，他自己后来跟记者说他当时看到我像个生产队的队长，就把版权给了我。（记者补记：后来莫言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张艺谋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鞋带的鞋子。一进楼道就高喊“莫言”。）
莫言（以下简称莫）：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嘛，我想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出身的导演可能还导不了。张：很有意思的是，从那时候起我还真是长期被人叫做农民导演。
后来看到他写的《红高粱》系列，一共五部，我感觉电影拍出来以后，远远没有把小说里面很丰富的东西表现出来，非常遗憾。其实我们再怎么做，很难达到小说的震撼力，尤其是对人的生命的描写。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中国观众还认为《红高粱》是我最好的作品，这应该归于小说的水平高，虽然我们改了很多故事情节，但电影中的神韵以及生命力释放出来的感觉，完全是小说提供的。说起来也很奇怪，从拍完《红高粱》至今，我的电影再没有表现过那样张扬的生命力。我想要重复也重复不了。从对方那里获得灵感
大江：我想问莫言先生，反过来你从张艺谋的电影中有没有得到什么启示？对自己的小说有什么新的发现？
莫：当然有。任何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其他的艺术样式，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艺术。一部长篇几十万字，改成电影或话剧，时间长度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物、情节全部利用起来，只能选取他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把它发扬光大，进行特别的强调。《红高粱》电影应该说做到了这一点，把我小说中最有力量的部分提取了出来。仿佛从一大堆花瓣里提取了一瓶香水。我还对张艺谋说，莫言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我的小说无非是给你提供了一点材料，引起了你的兴趣，激发了你创作的欲望。你完全可以添加情节，添加人物，放心大胆地按照你的激情去发挥。
电影的影响的确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以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但当电影公演过后，我从高密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声大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才感到电影确实是不得了。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大江：我读了莫言的作品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感染，他的文学表现手法，对生命的描述，使我获得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我想今后从莫言的文学里找点灵感写点更好的东西。莫：这是互相影响的。我读你的《小说的方法》，每读两行我就要想半天，我想这个地方我也可以顺着同样的思路发展下去，发展成一篇小说。比如你讲到麦克威尔在他的《白鲸》里，引用了《圣经·约伯记》里的那句话，“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你说这是你的小说创作的最基本的准则，这太有意思了，我认为这也是我的创作原则。我们做电影也好、搞文学也好，完全可以用这样自信的口吻来叙述，我是惟一一个报信者，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惟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说不说是我的问题，信不信是你的问题。拍不拍是你的问题，看不看是他的问题。但我要按我的想法来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只剩下一个观众。为了爬上更高的山头
大江：距《红高粱》事隔十二年之后，你又拍了《幸福时光》，也是莫言的小说改编的，你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电影的呢？
张：其实我是一直在期待着合作。我发现莫言的作品有了很明显的改变，这跟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有关，从最早写人的传奇、家乡的故事，慢慢到写身边的事情，恰恰我也正想拍身边的小人物。后来看到《师傅越来越幽默》，那是在《收获》上，我一看标题就觉得特别好玩，一看是莫言写的，我就把它先搁起来准备重点阅读。到了晚上，一口气读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能表达时代的变化，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改编。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小说中的人物的身份电影里不好表现。他的故事里的人物是过去一个时代的劳动模范，到了新的时代，他的观念、生活甚至生存，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幽默很荒诞的故事。但电影中这个人物只能改，不能是劳动模范，所以只能是退休的职工，还不能是下岗职工。其实我们也是力图保持作品的戏剧性去折射时代的改变，让我们的目光始终去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但最后我是觉得《幸福时光》传达的他的那种东西太少了。现实题材的限制比较大，没有像《红高粱》那样得他太多的“真传”。大江：《幸福时光》的电影怎么样？莫言你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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