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问题，他说：“决定日本民族命运和未来的，只能是重新建立在真正和平基础上的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它的实现需要一个根本的条件，那就是日本国民要对七七事变以来的战争责任做出深刻的反省、深刻的认识。”
我只亲耳聆听过一次南原繁的演讲，那是1963年12月1日纪念学生出征二十周年时所作的题为“放弃战争的再次宣誓”。我以一名老作家的身份，把自己对那次演讲的深刻印象讲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听。
南原在演讲中谈到，战败前的两年，日军越来越被动，征兵令下达到大学，凡达到兵役年龄的学生都要上战场，即所谓“学生出征”。作为送行的教授，心情复杂。学生当中有的已经“对战争疑惑和忧虑”。当自己的教授同事对学生继续唱着“大义名分”、“道德意义”的高调时，不能否认有的学生确实已经认识到那是一场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的侵略战争。要把这些学生赶上战场，怎么对他们说呢？南原在演讲中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如下叙述，我在这里引用南原著作集中的原话。
“我不能对他们说‘即便违抗国家的命令也要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我不敢说。（省略）我对学生讲的是，‘国家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论个人的意志如何，我们必须依照国民整体的意志行动。我们热爱这个祖国，必须和祖国共命运。要知道，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终将经历很多失败和错误。因此，我们的民族将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不过，这些付出将带给我们日本民族和国家真正的觉醒和发展。’”
我在8月15日演讲的时候引用了南原的话。当晚回到家里时，已经收到批评的邮件。发件人认为，南原没有阻止学生出征，而学生中一定有的死在了战场，而且有许多亚洲人、妇女和儿童被那些出征的学生杀死。怎么能允许教授的沉默呢？
这话说得对。面对不得不出征的学生，南原没有说出真正想说的话，对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为他战后行动的动力，他为此而付出了努力。我聆听南原演讲正值战争结束第18年，南原不得不担心的是，处在战后重建中的日本，本应对自己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以及对近邻民族带去的更大牺牲有更深刻的反省，走上“真正自觉的发展之路”，但是这个“民族国家”却正在淡忘这个自觉……。下面再引用他演讲的一段话。
“……向内外宣布放弃战争、废除一切军备的我国，今天在战后同一个宪法下却拥有不亚于战前的二十几万兵力，由此可见建设新日本精神的变化，这一切正是对自己的抹杀、对自我的否定，这么说可能更合适。别的暂且不论，与此关联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战后的新教育理念已经发生了动摇和混乱。现在的政府、各政党口口声声自由与和平，但其精神内涵和志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不仅仅是为政者或政治家中的问题，在我们的一般国民中间也同样存在，所谓战前派（包括战中派），在战后18年来，已经淡化了对战争的反省和战后初期的决心，甚至已经忘却，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南原这种沉重的恐惧在他的另一段长话中表达得十分透彻。请允许我再次引用。
“就我国自身而言，俨然称为‘圣战’、打着肇国精神、‘八紘一宇’的大旗，称美英为鬼畜，以把他们赶出亚洲取得东亚新秩序的霸权为我民族神圣使命，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岛施行暴虐，残害数百万无辜生命的那场战争，如果不是我们民族的暴举和错误、不是对同胞和人类的犯罪，又能是什么呢！我们所担心的是，现在，对所谓‘大东亚战争’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其意义的强调，不论意图和动机是什么，都将导致所谓东亚新秩序亡灵的再次复活，导致毁灭共产中国的战争。实际上，我们的国民中有的人还没有从大东亚共荣圈的梦中醒来，‘梦，再来一次吧’的希望仍旧残存。”
关于最后这一段引用，特别是对于倒数第二句南原繁的痛切担忧，有几个发来的邮件、特别是五六十岁的听众反馈说，南原作为一名谨慎的哲学家，在思考未来时，恐惧的心理常常困扰着他。当时的担忧就是指“毁灭中国的战争”。
其实，当今，在与中国相处中，尽管日本紧紧追随着美国，一旦挑起战争，无论国土还是民族，首先从地球上“覆灭”的是日本和日本人。这一点连我们当中最健忘的人们（包括那些对广岛、长崎的事件根本不了解、对那些受到光辐射而终生痛苦并已经年迈的受害人的情况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人）都应当想象得到。刚才我讲到南原繁的核心思想，他在1963年的演讲中透露了两个最大的担心。第一是日中关系的恶化；第二是笼罩世界的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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