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段充满困难和苦涩的医疗史，重藤院长计划，在１９６５年迎来２０周年纪念之际，召集从事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治疗工作的医生，重新查阅资料，共同讨论这些对人类说来都是新体验的病例，看看采取的治疗方法是否得当，检讨一下“有无处理不周”之处。同ABCC不同，日本方面所作的治疗和努力并不是在一名领导的率领下统一进行的。因此，必须对此进行综合的反省和检讨。重藤院长认为，作为全面调查的一环，应对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进行血液检查。
以１９６５年为界限，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医疗史加以综合研讨，这一计划与《中国新闻》的金井评论委员所提出的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的１９６５年制定的《原子弹受害情况白皮书》计划异曲同工。它是以医学家的语言诠释的另一份白皮书计划。在广岛勤恳工作的人们，他们的所思所想都集中到同一个计划上，而这正说明了广岛作为“宿命之地”的特质。这些在广岛最恐怖的灾难中劫后余生的人们，这些抱有最诚实的生活态度的真正的广岛式的人们，象孪生子一样，在心灵最深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对１９６５年中将得以实施的这两个尝试充满期望，它们将通过如实地反映人间悲剧的惨状来确立核武器时代人类所希望的实实在在的前景。而这才是日本人民对２０年前原子弹爆炸中的死难者以及那些仍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所能做到的唯一有效的努力。同时，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全新概念的和平运动。
（１９６４年８月）
在广岛的各种医院，在人们的家里，在聆听原子弹受害者的体验和感慨之谈以后，我发现他们全都具有各自独特的观察力和表现力。而且我觉得在他们的勇气、希望、诚实以及悲惨的死亡中，在这些与道德修养密切相关的言谈中都流露着活生生的个性。也就是说，在日语里相当于人性批评家的译语，就是道德家。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是道德家？因为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他们经受了最严酷的日日夜夜，而且一直煎熬了１９年。每当我想起广岛的道德家的时候，我首先便联想到出版极优秀的小杂志《广岛之河》的广岛母亲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一位老妇人的豪言壮语。当她描绘广岛颇具实力的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战时和战后的生活及想法时，在她的言语中，我感到活生生的强烈的魅力。
姑且把这视为关于一个虚构人物的无赖小说的花絮。我介绍它的目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表表老妇人的健谈的风趣。这种无赖小说的主人公，恐怕在日本各地都有，而且不止是广岛，即使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有与之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存在。也就是说，那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于是我就把小说的主人公命名为红血无赖。据说在战争末期，他沾上了“非国民”的坏名声，被宪兵队拘捕，获释后，他就对街上的人们说：“非国民的血不是红的吧？但我的血可是红的嘛！”他原来在自己的工厂做工，据说他供给军队的子弹多是不发火的臭弹。于是红血无赖被宪兵队拘留了。在战斗正酣的一天，一些老妇人讲着这个故事到森林里去采蘑菇，半道碰见一位农夫。农夫口吐泡沫似地大谈特谈将要枪毙红血无赖的事。他说他急着要去看枪毙人。那时的老妇人还是一位健壮的中年妇女，“蘑菇什么时候都能采，那个家伙被枪毙可只能看到一次！”就喊叫着放弃了采蘑菇的念头，跟那农夫跑着去看枪毙坏蛋。然而幸运的是，枪毙的事被取消了，红血无赖被释放了，还留下一句名言。
红血无赖真正开始活跃还是在战后。像通常的无赖小说的主人公那样，他首先得到了专门糟蹋孀妇的能手的绰号。
打那以后他就试着走上政治舞台。他大肆宣扬自己战争结束前几乎被枪毙的事，以广泛宣传自己曾经是反帝国主义斗士的形象。然而，只摆空架子，想在地方选举中取得胜利是很不容易的，而红血无赖也并非单纯的一类人。于是他采用围棋上填空眼的战法，在选举前的一个月内，作为政治上的事业上的合作者，在他自己的地盘，网罗昔日与他有染的全部孀妇，加以利用，终于如愿以偿了。他作为新进的有力的地方政治家已经崭露头角。从战前起，他就幸运地具有保守派的实力。他获得了保守党议员的地位，而且为各种原子弹受害者做了大量救助工作，取得了实迹。以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为首的各种势力，用《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的话来说，在“和平活动家的宗教战争”的问题上激烈辩论时，红血无赖为使保守党的一部分实力投入广岛，而四处奔波。红血无赖奔走的结果，很像无赖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样，披着圣者的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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